從云山縣返回清州市區的路上，車廂內異常安靜。連續數日的基層走訪，讓團隊的每個人都積累了太多需要消化的見聞與思考。趙曉穎望著窗外飛馳而過的田野和村莊，手指無意識地在筆記本的封面上輕叩。

“大家有什么特別想聊的嗎？”她轉過頭，打破沉默，“關于這幾天的所見所聞，或者關于我們接下來應該關注什么？”

老方導演從后排探過身：“我在想，我們聽了這么多普通人的聲音，也看到了基層治理的復雜實踐。但有一個維度，我們似乎接觸得還不夠——那些真正身處決策位置、掌握著資源配置權力的人，他們如何看待‘不負人民’？他們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

王工推了推眼鏡：“我同意。制度設計、政策執行，最終都要通過具體的人來實現。如果只看到基層的執行者和普通的受益者，而看不到決策者的思考與困境，這幅圖景就不完整。”

小林翻看著這幾天的訪談記錄：“其實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對那些身居高位、手握權柄的人而，‘無上光榮’這樣的詞到底意味著什么？是責任的沉重，還是光環的虛妄？或者二者都有？”

“這個角度很重要。”趙曉穎若有所思，“‘無上光榮’這個詞，在官方語境中常用來形容某些崗位和使命。但光榮的背后，往往是不為人知的壓力、抉擇甚至孤獨。我們應該去聽聽他們的聲音。”

車子駛入市區，正值傍晚高峰。紅綠燈前，趙曉穎做了決定：“聯系一下李正峰副市長吧，看他這兩天是否有時間。另外，我想拜訪宋清風書記。”

兩天后，清州市委大院。

宋清風的辦公室簡樸而整潔，書柜里除了政策文件和理論著作，還擺放著幾本明顯被反復翻閱的文學和歷史書籍。墻上掛著一幅書法：“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曉穎同志，坐。”宋清風從辦公桌后起身，示意趙曉穎在沙發落座。他看起來比三年前清瘦了些，鬢角的白發也更明顯，但眼神依然銳利沉靜。

秘書端來茶水后退了出去。宋清風在對面沙發坐下，開門見山：“聽說你們這段時間走了不少地方，聽了不少聲音。怎么樣，有什么特別的感受？”

趙曉穎斟酌著措辭：“宋書記，最大的感受是，‘人民’這個概念，落到現實中是千差萬別的具體面孔和需求。基層干部在努力回應這些需求，但往往力不從心；普通民眾在努力生活，但也各有各的困境和期待。”

宋清風微微點頭，端起茶杯卻沒有喝，只是看著杯中浮沉的茶葉：“是啊。我這些年最大的體會就是，做領導工作，最容易犯兩個錯誤：一是把人民抽象化，用統計數字代替活生生的人；二是把自己的想法強加于人，以為‘我是為你好’就能代替真正的傾聽和尊重。”

“但平衡很難，不是嗎？”趙曉穎試探著問，“資源總是有限的，需求總是無限的。如何取舍，如何排序，這恐怕是領導者最痛苦的抉擇。”

宋清風放下茶杯，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一棵老槐樹在風中輕輕搖曳。

“我給你講個真實的故事吧。”他的聲音平緩下來，“大概五年前，我剛到清州工作不久，當時要推進一項重大的城市改造工程，涉及老城區十幾萬人的動遷。方案論證了很久，從規劃到補償標準，都經過了反復測算和聽證，我們自認為已經考慮得很周全了。”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整理回憶：“動遷啟動前一個月，我決定自己單獨去老城區走走，不通知任何人。在一個即將拆除的老巷子里，我遇到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他一個人住在一間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屋子昏暗潮濕，但收拾得很整潔。我們聊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在這條巷子住了六十年，妻子在這里去世，三個孩子在這里長大成人。雖然房子破舊，但每一塊磚、每一道裂縫，都承載著他們一家人的記憶。他說他不反對改造，也知道這是城市發展的需要，但就是舍不得。”

宋清風的眼神變得深遠：“那天我在他屋里坐了一個多小時，聽他講巷子里的往事：夏天的晚風，冬天的爐火，鄰居間的互助，節日的喧鬧……臨走時，老先生拉著我的手說：‘宋書記，我不是要為難zhengfu。我就是想，能不能把巷口那棵老槐樹留下？我妻子當年最喜歡在樹下乘涼，孩子們也常圍著它玩耍。’”

辦公室里安靜了幾秒。

“后來呢？”趙曉穎輕聲問。

“后來，”宋清風收回目光，“我讓規劃部門重新調整了方案，不僅保住了那棵老槐樹，還圍繞它設計了一個小公園，把巷子的一些老地名、老故事做成文化墻。改造后的新小區，特意保留了一段老巷墻作為景觀。那位老先生現在住在安置房里，他告訴我，他每周都要去那個小公園坐坐，看看老槐樹，跟老鄰居聊聊天。”

“這個調整，代價不小吧？”趙曉穎能想象其中的協調難度。

“增加了一千多萬的預算，調整了三個相關部門的施工計劃，開了七八次協調會。”宋清風坦，“有人私下說我太‘感情用事’，說城市改造不能總被個別人的情感牽絆。但我堅持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曉穎同志，你知道我為什么堅持嗎？因為那位老先生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城市不只是鋼筋混凝土的堆砌，更是記憶與情感的容器。‘不負人民’，不僅僅是讓他們住上更好的房子，還要尊重他們的情感紐帶和歷史認同。那一千多萬，買的不僅是一棵樹的保留，更是十幾萬老居民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和信任。”

趙曉穎認真記錄著，同時問道：“但這樣的個案處理，會不會讓決策變得隨意？畢竟，不是每個訴求都能被滿足，也不是每個領導者都愿意或有能力去傾聽這樣的細節。”

“問得好。”宋清風轉過身，“所以制度建設才如此重要。我們現在推行的‘民生實事群眾點單’機制、‘社區規劃師’制度、重大決策前的‘沉浸式調研’要求，都是在嘗試把這種對個體情感的尊重、對細節的關注，變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工作方法。”

他回到沙發坐下，神情嚴肅起來：“但說實話，制度和方法的背后，最終取決于領導者有沒有一顆真正敬畏人民的心。有些人把領導崗位視為權力的象征，有些人視為實現個人抱負的平臺，這都沒錯。但我認為，最根本的，是要把它視為一份沉甸甸的信托——人民把未來的一部分托付給你，你必須對得起這份信任。”

“這就是您理解的‘無上光榮’？”趙曉穎問。

宋清風緩緩點頭：“光榮不在于職位高低，而在于你是否配得上這個職位所承載的信任。每次做重大決策時，我常會問自己三個問題：第一，這個決定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第二，如果我是受影響的老百姓，我會怎么想？第三，五年、十年后回頭看，我會不會為這個決定感到羞愧？”

“這三個問題，讓很多決策變得艱難。”趙曉穎感慨。

“艱難就對了。”宋清風的眼神銳利起來，“輕易做出的決策，往往意味著思考不夠深入、調研不夠扎實。我常跟干部們說，如果你覺得某個決策做起來特別輕松，那你就要警惕了——要么是你漏掉了關鍵信息，要么是你回避了真正的問題。”

談話持續了近兩個小時。臨別時，宋清風送趙曉穎到辦公室門口，忽然說：“曉穎同志，你們這個調研很有意義。但我想提醒一點：不要只記錄那些成功的故事，也要敢于直面問題和失敗。一個只講成績的社會是不真實的，一個不敢反思失敗的民族是危險的。‘不負人民’，也包括有勇氣承認我們做得不夠好的地方，并有決心去改進。”

趙曉穎鄭重地點頭：“我記住了，宋書記。”

第二天下午，副市長辦公室。

李正峰的辦公室比宋清風的更加“實用主義”：墻上掛滿了各種規劃圖和進度表，書柜里塞滿了專業文獻和政策匯編，辦公桌上除了文件，還擺著幾個建筑模型。

“穎姐，你可算來找我了。”李正峰笑著起身，與趙曉穎握手。三年多的副市長歷練，讓他身上褪去了不少青澀，多了幾分沉穩干練，但眼中那份理想主義的光芒并未熄滅。

“怕打擾你工作。”趙曉穎在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怎么樣，這個位置坐得還習慣嗎？”

李正峰一邊給她倒水，一邊苦笑：“習慣？恐怕這輩子都習慣不了。每天一睜眼，就是幾十件需要決策的事，每件事都關系到具體的人和具體的利益。有時候晚上做夢，都在開會、看文件、協調矛盾。”

“但你還是選擇了這條路。”趙曉穎接過水杯。

“是啊。”李正峰坐回椅子，身體微微前傾，“有時候我自己也想，如果當年沒有卷入那場車禍調查，如果后來沒有參與專案組，我現在可能在某個研究院做技術工作，生活規律，壓力小得多。但……”他停頓了一下，“但我并不后悔。”

“為什么？”趙曉穎追問。

李正峰的目光落在桌面的一個相框上——那是他和趙曉穎在父親李正峰墓前的合影。照片里，兩人的表情莊重而堅毅。

“因為我親眼見過，當權力失去監督、當制度出現漏洞時，會給普通人帶來怎樣的災難。”他的聲音低沉下來，“胡三強案、劉明維案，還有后來挖出的那一系列腐敗窩案，每一個案件的背后，都是被損害的利益、被扭曲的公平、被辜負的信任。”

他抬起頭，眼神堅定：“所以我告訴自己，如果我有機會進入這個系統，我-->>就要努力把它變得好一點。哪怕只是一點點改變，能讓老百姓辦事少跑一次腿，能讓一個合理的訴求不被推諉，能讓一項好政策不被扭曲執行，那就值了。”

趙曉穎點點頭：“這幾年的副市長工作，讓你對‘權力’的理解有什么變化？”

李正峰思索片刻：“最大的變化是，我認識到權力既可以是解決問題的工具，也可能成為問題本身。關鍵在于掌權者的價值取向和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