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清州量子科技與未來產業孵化園的第二天，團隊的核心成員們圍坐在會議室里，桌上攤開著昨天的訪談記錄和觀察筆記。窗外的梧桐樹在晨風中輕輕搖曳，陽光透過葉片間隙灑下斑駁光影。

“我們昨天看到的，是精英層面對‘不負時代’的回應。”趙曉穎的手指輕叩桌面，“但時代洪流中，不只有站在科技前沿的弄潮兒。‘人民’這個宏大概念，是由無數普通人構成的。他們如何理解這個時代？又如何在這個時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個問題懸在空氣中，讓討論暫時沉默。小林翻看著筆記，忽然抬頭：“穎姐，我昨天在孵化園門口，遇到了一位送外賣的小哥。他一邊等單一邊用手機聽在線課程，是編程基礎課。我問他為什么學這個，他說：‘總得學點什么，不能一輩子送外賣吧？時代變得這么快，不學就跟不上了。’”

“這就是普通人的‘不負時代’。”老方導演眼睛一亮，“不是宏大敘事，而是具體而微的生存策略和自我提升。”

王工推了推眼鏡：“但我想知道的是，除了個體的努力，這個時代是否給了普通人足夠的參與感和獲得感？‘不負人民’不僅僅是個體如何奮斗，更是制度如何保障每個人都能共享發展成果。”

這個問題成為團隊新一天調研的。他們決定暫時離開高科技園區，走進清州的普通社區、街巷、工廠和田間，傾聽那些不常被聚光燈照射的聲音。

第一站是位于老城區的“春風社區”。這個建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舊小區，正在進行綜合改造。腳手架林立，工人們忙碌穿梭，但生活在這里的居民并未搬離，改造在“邊住邊改”中進行。

社區黨委書記是個四十多歲、說話干脆利落的女同志，名叫周紅。她帶著團隊在小區里邊走邊介紹：“我們這的居民，三分之二是退休老人，三分之一是外來租戶。老舊小區改造，最難的不是技術，是人。”

在小區中心的小廣場，幾個老人正坐在翻新的亭子里下棋。團隊走過去，在一張石桌旁坐下。一位頭發花白、戴著老花鏡的退休教師徐大爺，是小區“居民議事會”的召集人。

“改造開始前，我們開了不下二十次議事會。”徐大爺說話慢條斯理，卻邏輯清晰，“要不要裝電梯？每戶攤多少錢？低層住戶有意見怎么辦？停車位怎么規劃？綠化要不要保留老樹？一樁樁一件件，都要商量。”

“那最后怎么達成一致的？”趙曉穎問。

“投票啊。”徐大爺笑了，“我們小區有自己的‘小憲法’——《居民自治公約》。重大事項，三分之二同意才能通過。裝電梯那事，我們前后討論了三個月，最后設計了一個階梯式分攤方案，高層多出點，低層少出點，一層不出，但可以使用。投票時85%同意了。”

小林好奇：“那不同意的15%呢？”

“做工作啊。”周紅書記接過話頭，“我們組織同意的住戶去不同意的人家里聊天，講道理，算長遠賬。有兩戶一直不同意的，我們請他們去已經裝了電梯的小區體驗，又聯系他們的子女一起勸說。最后只有一戶實在不同意的，我們尊重，但電梯還是裝了，他們可以用，費用暫時由社區基金墊付，慢慢溝通。”

“這個過程很有意思。”王工記錄著，“基層民主的實踐，就藏在這些看似瑣碎的鄰里協商中。”

徐大爺點點頭：“我們這代人經歷過不少事，知道‘民主’不是喊口號，是要落地的。現在時代好了，國家讓我們自己商量著辦自己的事，這就是進步。‘不負人民’，我看首先就是尊重我們老百姓自己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

團隊又走訪了幾戶居民。在剛裝好電梯的單元樓里，住在五樓的李阿姨推著坐輪椅的老伴出來曬太陽，臉上是掩不住的笑意：“以前一個月都下不了一次樓，現在天天能下來。這政策，實實在在想在我們老人心坎上了。”

但并非所有聲音都是贊美。在小區東側，幾戶一樓的居民對改造后的綠化布局仍有微詞。“他們說我們的院子‘侵占公共綠地’，要統一規劃。”一位姓陳的大爺指著自家門前一塊精心打理的小菜園，“我在這住了三十年，這塊地一直是我打理的。現在說改就改，我的菜怎么辦？”

周紅書記耐心解釋：“陳叔，您看規劃圖，這一片是要建公共健身區，您門口這塊正好在中間。您的菜園我們可以幫您挪到樓后那片陽光好的空地，還給您一樣的面積，行嗎？”

“那得保證陽光！”陳大爺態度緩和了些。

“一定，我們簽協議。”周紅爽快答應。

離開春風社區時，趙曉穎感慨：“基層治理的復雜性和藝術性，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不負人民’在操作層面，就是這些無數瑣碎而具體的協商、妥協與共識。”

第二站，團隊來到清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家中小型制造企業——“明銳精密”。這家企業主要生產汽車零部件，員工約三百人，其中70%是外來務工人員。

總經理辦公室，四十出頭、穿著工裝的張總接待了團隊。他的辦公室樸素得讓人意外：一張舊辦公桌，幾把椅子，墻上掛著生產線流程圖和安全生產責任表。

“我們這種中小企業，是就業的‘毛細血管’。”張總說話直白，“大企業光環多，但我們吸納的就業人口更多。‘不負人民’，對我們企業主來說，首先就是讓跟著你干的人有穩定的收入、有保障、有尊嚴。”

他帶團隊走進車間。自動化生產線旁，工人們專注地操作著設備。在質檢工位，團隊遇到了來自貴州山區的小楊。他二十五歲，在明銳工作四年，已經從普通操作工成長為質檢組長。

“張總給我們交五險一金，有加班費，過年過節有福利，宿舍有空調熱水器。”小楊說話帶著靦腆，“最重要的是，廠里有培訓計劃。我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在別的廠干了兩年，除了流水線什么都沒學會。來這里后，廠里送我去讀夜校，學機械制圖和質量管理，學費報銷一半。”

“現在有什么打算？”趙曉穎問。

“我考了成人高考，在讀大專。”小楊眼里有光，“張總說，等我拿到文憑，可以競聘車間技術員。我想留在清州，把老婆孩子接過來。孩子能在清州上學，比在老家強。”

張總在旁邊補充：“我們廠里像小楊這樣的年輕人不少。我常跟他們說，時代給了你們從農村走向城市的機會，但能不能留下來、過得好，要看你們自己學不學、拼不拼。廠里提供平臺，但路要自己走。”

在員工食堂，團隊和幾位不同工齡的員工聊了起來。一位工作了十二年的老員工老劉說：“我在清州買了房，孩子在這上初中。要說‘不負人民’，我覺得就是讓我們這些外地人，能在這里扎下根，不被當外人看。”

另一位年輕女工小周則提到：“廠里有‘媽媽生產線’，工作時間靈活，方便我們接送孩子。這個特別人性化。”

但挑戰也真實存在。張總坦：“原材料成本漲，人工成本漲，國際訂單不穩定。我們這種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有時候我也想，我這么拼命，養著三百號人，到底值不值？但每次看到小楊他們拿到文憑、升職加薪，看到老劉把孩子培養成大學生，我又覺得值了。這大概就是我們這類企業存在的意義吧——讓普通人通過勞動，改變自己的命運。”

王工在筆記本上寫下：“中小企業主的社會責任，與其說是道德選擇，不如說是與員工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構建。‘不負人民’在企業層面，體現為利益共享與成長共進。”

下午，團隊驅車前往清州下轄的云山縣，想看看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如何-->>回應“不負人民”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