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凌晨，窗外還壓著濃得化不開的夜色，我伏在辦公桌前，臺燈的光圈像一束聚攏的審判之火，照在我攤開的一堆材料上。

偽造的檔案復印件、騎縫章偏移的照片、組織科流轉記錄……一張張紙片在我手中翻動，如同拼圖碎片，只差最后一塊，就能揭開這張遮天蔽日的網。

我的指尖停在那枚省檔案局的認證章上――偏移1.5毫米。

不多不少，卻足以致命。

這不是失誤，是破綻。

真正的官方用印，機器定位、人工復核，三重校驗，絕不可能出現這種偏差。

除非……章是假的，或者，蓋章的人根本沒資格蓋。

我提筆，在本子上寫下三個詞：“調閱日志”“用印登記”“臨時人員權限”。

誰有權調檔案？

誰能在系統里留下痕跡卻繞過審批？

又是誰，能頂著省檔案局的名義，把一份假材料堂而皇之地送進政審流程？

答案不在廠里，而在外面。

在那個看似鐵板一塊、實則暗流涌動的行政鏈條末端。

天剛蒙蒙亮，冷風從窗縫鉆進來，我揉了揉發澀的眼睛，叫來小劉。

他昨夜就睡在團委值班室，眼底烏青，卻精神緊繃。

“你去趟省檔案局，找他們檔案服務窗口，就說團委要做個調研，主題是‘青年技術工人檔案管理現狀與效率優化’。”我把一張打印好的介紹信遞給他，“重點問兩件事：一是近期有沒有外單位緊急調閱過歷史檔案，二是他們的用印流程是否全程留痕。”

小劉一愣：“這……是不是太明顯了？”

我搖頭：“越是正規理由，越不容易被懷疑。他們不會想到，有人會拿‘調研’當刀，剖開他們的黑賬。”

他咬了咬牙，收下信，匆匆出門。

一整天，我在車間來回巡檢，表面平靜，心卻懸在半空。

每一次廣播響起，我都以為會傳來“林鈞同志，請到組織科一趟”的通知。

可什么都沒有。

那種等待判決的感覺，比直接面對槍口更折磨人。

下午四點，小劉回來了，臉色發白，手里捏著一張折疊的紙條。

“找到了！”他壓低聲音，“窗口有個孫會計，三十歲左右，臨時工，干了快五年了。她說……她不認那個章。有人逼她蓋的，她沒簽字，也沒走系統流程。”

我心頭猛地一震。

“她愿意見面嗎？”

“她說……只肯見一次，地點由她定，不能錄音，不能帶人。”

“我去。”我立刻說。

當晚六點，市郊一家老茶館。

昏黃的煤油燈搖曳著人影，水汽氤氳，掩蓋了彼此的臉色。

蘇晚晴穿著一身素灰呢子大衣，戴著圍巾，扮作省機械廳調研員，坐在我身邊。

她沒說話，但眼神如刃，掃過每一個角落。

孫會計來了，瘦弱，手指凍得通紅，懷里緊緊抱著一個洗得發白的布包。

她坐下后，手一直在抖。

“我……我不是叛徒。”她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可我不能再昧著良心做事了。”

她從包里掏出一份手抄件，紙頁泛黃，顯然是連夜抄的。

“這是上周五的調閱日志副本。”她指著一行字，“周干事――紅星廠組織科的周志遠――以‘組織審查緊急備案’為由，申請提取林世昌檔案。但簽字人不是局長，是他自己寫的代批條，模仿領導筆跡。”

我盯著那行字，心跳加快。

“真正原件從未出庫。”她又指向一個編號，“他們用的是內部復印室私自重做的假件，換了內容，再套上舊檔號。我……我是被逼著在假件上蓋的省局認證章。他們威脅我說，如果不配合，就舉報我‘占用正式編制名額’，讓我滾回鄉下。”

她說完，眼淚終于落下。

我沉默地接過手抄件，目光落在時間戳上：1748分用印。

正是下班交接的空檔，監管最松的時候。

那一刻，吳老師傅的話在我耳邊炸響：“制度最嚴的地方，往往藏著最大的漏洞。”

他們利用了流程的慣性，鉆了權限的空子，甚至操控了一個臨時工的命運，只為把我釘死在“黑五類”的恥辱柱上。

可他們忘了――我懂系統，更懂人性。

當晚十一點，我帶著小趙潛入廠部文書科。

他是個老實巴交的檔案員，我救過他弟弟的命，信得過。

我們借口整理“工業學大慶”宣傳新規材料，翻查近半月所有對外公函底稿。

燈光昏暗，紙張沙沙作響。

就在一堆正常文件中，我抽出一封未歸檔的函件――

《關于林鈞同志政審補充說明的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