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篡改檔案，抹去功績，把我打成“黑五類”，好讓我一輩子低頭做人。

可歷史不是任人涂改的黑板。

它是鐵軌，是工牌，是凍在雪地里的電線桿，是老兵臨終前藏在墻縫里的紙片。

它不會說話，但它記得。

返程途中暴雨傾盆，我脫下外套裹住文件，貼在胸口，任雨水砸在臉上，渾身濕透，卻笑了。

這一趟，我不只是為了活命。

我是要把被踩進泥里的名字，親手撈出來。

周一上午八點，黨委辦公室外已聚集數名圍觀職工。

窗玻璃映出他們沉默的身影。

周志遠端坐桌后，面前擺著那份偽造檔案，十指交叉，嘴角掛著一絲冷意。

他抬頭看向走廊盡頭，聲音森然：

“林鈞同志，到你了。”周一上午八點，黨委辦公室外已聚集數名圍觀職工。

窗玻璃映出他們沉默的身影，像一道道壓在心頭的影子。

周志遠端坐桌后，面前擺著那份偽造檔案，十指交叉，嘴角掛著一絲冷意。

他抬頭看向走廊盡頭，聲音森然：“林鈞同志，到你了。”

我走進去，腳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實。

屋里的空氣像是凝固的水泥，悶得人喘不過氣。

梁副廠長坐在側位，目光沉穩地落在我身上。

蘇晚晴沒進來，可我知道她就在門外，替我盯著這場風暴的每一個缺口。

“林鈞。”周志遠翻開文件，字咬得極重，“據組織科復核，令尊林世昌，曾在偽滿洲國南滿鐵路任職，屬敵偽技術人員，政治背景復雜。此等出身，如何保證你在關鍵技術崗位上的政治純潔性？”

話音落下，屋里一片死寂。

我站著沒動，雨水浸透的衣角還在滴水，在地板上洇開一圈深色痕跡。

我從懷里掏出那個用油布裹了好幾層的檔案袋，輕輕放在桌上。

“周干事，”我開口，聲音不高，卻穩得像機床導軌，“您說我父親是‘敵偽人員’，依據是這份檔案？”

他揚了揚手里的紙：“白紙黑字，蓋有公章，難道還能假？”

“那咱們就驗一驗――這字，是不是真的。”

我走到窗前，把那張所謂的“歷史審查表”舉到光下。

陽光斜切進來，照在紙面上。

我指著纖維紋理：“各位請看，這種紙張纖維細膩、結構均勻，表面有輕微涂層反光――這是六十年代后期省檔案局特供的合成書寫紙，1965年才試產，1967年才列配。而我父親的事跡發生在1948年，解放戰爭時期。這份檔案……比我的年齡還小三歲。”

會議室嗡的一聲炸了。

我沒停，從工具包里取出放大鏡和一張比對圖：“再看公章。標準縣級單位行政章直徑3.1厘米，邊緣光滑，字體規范。而這枚章，實測2.8厘米，邊緣有鋸齒狀毛刺，是鋼印機滾輪磨損導致的重復性瑕疵――我們廠去年報廢的那臺翻印機，正是這個毛病。”

我抬頭看向周志遠：“您說它是真的？那請問，是誰在1962年就用了五年后才配發的紙？又是誰，用一臺還沒報廢的機器，提前蓋了章？”

他臉色猛地一白，喉結動了動：“紙假……不代表事假！就算材料有誤，也不能說明他父親清白！”

我笑了，笑得有點冷。

“好，那我說件事――一個活生生的人，做過的事，流過的血，不是一張紙能抹掉的。”

我緩緩從內袋取出那張殘破的立功證書，小心翼翼展開。

紅章雖褪，可“大功一次”四個字，仍如烙鐵般燙眼。

“這是我父親，林世昌，在三十七年臘月，冒著零下四十度的風雪，七次搶通軍列電報線，被東北野戰軍后勤部記下的功勛。”我聲音低下去，卻更沉，“他在暴風雪里架線，手指凍斷了都不肯下火線，就為了讓前線戰士能聽到命令。這樣的人，您跟我說他是‘敵偽余孽’？”

陽光正巧落在“大功”二字上，那抹紅色，像剛染上的血。

會議室陷入死寂。

梁副廠長緩緩起身，走到我面前，接過證書，一寸一寸地看，眼神越來越肅。

良久，他轉向眾人，聲音如鐵：

“這份材料，我會立即報送上級紀檢組復核。但在結果出來前，請記住――我們紅星廠的技術進步，是靠一個個工人流汗拼出來的，不是靠翻祖宗三代的賬本定的。”

散會后，我走出辦公樓，雨不知何時停了。

蘇晚晴站在走廊盡頭，遞來一杯熱茶，瓷杯溫著掌心。

“你今天說的話，”她看著我疲憊卻明亮的眼睛，“不只是為自己辯，是為所有低頭干活的人發聲。”

我沒說話，只輕輕點了點頭。

遠處鍛錘敲擊聲依舊，叮當、叮當，像心跳，像脈搏，像某種不可阻擋的東西正在蘇醒。

而當我回到辦公室，攤開所有材料準備歸檔時，目光忽然停在偽造檔案的騎縫章上――

那枚省檔案局的認證章，位置偏移了1.5毫米。

不對勁。

這種級別的審查流程，蓋章必須嚴絲合縫。

偏移？

要么是人為錯位，要么……就是掃描拼接時，根本就沒對齊原章。

我盯著那道細微的縫隙，指尖發涼。

問題來了――

這張假檔案，是怎么通過省里認證環節，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組織科案頭的？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