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點了點頭，目光再次投向遠東地圖。在他的棋盤上，中國儼然成了一塊需要精心平衡的砝碼。他既要利用它牽制日本，又要避免引火燒身，還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局埋下伏筆。這場遠東風云中的博弈，遠比歐洲的牌局更加兇險和復雜。

1938年春，西北，鳳凰山窯洞

深夜的油燈下，一份來自莫斯科的密電在幾位核心領導人手中傳閱。窯洞里煙霧繚繞，氣氛凝重得能擰出水來。

“斯大林同志提出，‘出于國際主義精神’，可以向我們提供一批‘必要的醫療和軍事物資’。”負責翻譯的同志念完最后一句，小心翼翼地看向坐在長條木桌盡頭的領導人。

“國際主義精神？”一位領導人將電報紙輕輕放在桌上，嘴角帶著一絲冷峻的弧度，“這話聽起來耳熟啊。上次這么說的，是讓我們打通國際交通線，接應那批‘援助’，結果呢？”他沒有說下去，但西路軍血染祁連山的慘痛記憶，像刀子一樣刻在每個人心里。那次的“援助”背后，是脫離實際、強令遠征的代價。

“我們不能重蹈覆轍。”他斬釘截鐵地說，“依靠群眾，鞏固根據地，自力更生，才是根本。外來的援助，尤其是帶著指揮棒來的援助，往往是裹著糖衣的炮彈，吃下去會肚子疼，甚至會要命！”

另一位領導人深吸一口煙，緩緩吐出：“斯大林為什么這個時候找我們？他明明還在給蔣委員長武器。這是想兩頭下注，還是想在我們和國民黨之間制造更深的矛盾？我們接受了他的東西，就成了他棋盤上的棋子，將來是要付出代價的。蘇聯的援助，哪一次不是附帶一大堆政治條件？這種卡脖子的事，我們經歷得還少嗎？”

這時，王先生推了推眼鏡，清了清嗓子，語氣顯得格外“真誠”：“同志們，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共產國際的兄弟情誼想得這么復雜。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他的援助是真誠的，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快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接受，這也是對國際主義義務的履行。況且，我們現在確實困難，有援助為什么不要？”

他話里話外，透著對莫斯科的無限尊崇，仿佛拒絕就是背離了革命陣營。但在座的人都清楚，王先生真正想的，是借蘇聯的勢來抬高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重溫他當年帶著“尚方寶劍”回來的舊夢。

“困難是客觀存在的，”領導人接過話頭，目光銳利地掃過王明，“但解決困難，要靠我們發動群眾，靠正確的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施舍上。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為了點物資，就把自己的獨立性給賣了。”

討論持續到后半夜。最終，意見趨于一致：對斯大林“好意”的回復必須極其謹慎，既要維護與蘇聯的關系，更不能喪失原則。

幾天后，一封措辭委婉但立場堅定的回電從延安發出。電文感謝了“蘇聯同志和共產國際的關心”，但著重強調了ong正在進行的“自力更生的有效斗爭”，并表示當前“通過敵后根據地自身發展，完全可以支撐抗戰”。電文最后暗示，真正的國際主義支持，應是“尊重各國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本國革命斗爭的權利”。

這封回電，如同一盆冷水，澆在了斯大林和貝利亞的算盤上。它清晰地傳遞了一個信息：ong已經成熟，不再是那個可以任由外部勢力擺布的幼年政黨。他們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但能掌握自己命運的道路——依靠人民，獨立自主。

而在西北的窯洞里，領袖們更加緊了整風運動的步伐，他們要徹底清除黨內那種把蘇聯經驗神圣化、把共產國際指示教條化的思想根源。這一次與莫斯科的微妙交鋒，讓他們更加堅信：中國的革命，最終必須由中國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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