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前夜，王雅萍做了個夢。

夢里她站在一片雪地里，四周白茫茫望不到邊際。遠處有幢房子，窗戶透出暖黃色的光，隱約能聽見屋里傳來笑聲和碗筷碰撞的聲音。她想走過去，腳卻像釘在雪里，怎么也挪不動。低頭一看，才發現雪已經埋到了膝蓋。

醒來時窗外還是黑的，手機顯示凌晨四點十七分。丈夫張建明在身邊打著均勻的鼾聲，一只手習慣性地搭在她腰上。王雅萍輕輕移開他的手，起身走到客廳。

茶幾上放著婆婆昨天送來的冬至禮盒――兩袋速凍餃子、一盒芝麻湯圓、還有一小瓶她自制的臘八蒜。禮盒用紅色塑料袋裝著，袋口打了個死結。王雅萍盯著那個結看了很久，最終沒有打開。

六點半，張建明醒了。“今天冬至，媽說十一點前到就行，大哥他們也會去。”

“我公司有點事，處理完再去。”王雅萍背對著他說，手里整理著早已整齊的沙發靠墊。

“周六能有什么事？”

“報表沒做完，周一要交。”她的聲音平靜得聽不出情緒。

張建明沉默了一會兒，走進廚房開始燒水。水壺嗡嗡作響時，他說：“媽特意囑咐讓你早點去，說拌涼菜得你來，她拌的總是不夠味。”

王雅萍沒接話。她走到窗前，看著樓下光禿禿的梧桐樹。樹梢上掛著一片孤零零的枯葉，在北風里瑟瑟發抖。

八點，張建明出門去菜市場買魚。婆婆昨天交代過，要買條新鮮的草魚，做她最拿手的紅燒魚塊。王雅萍站在陽臺上看他走出單元門，手里拎著那個用了五年的藍色購物袋，腳步匆匆。結婚七年，每個節日都是這樣度過的――提前三天開始準備，當天一早忙碌，中午在婆婆家聚餐，晚上回來時帶著剩菜和疲憊。

她突然想起剛結婚那年的冬至。那時婆婆拉著她的手說：“雅萍啊，以后你就是我們家的人了，過節都得回來，一個都不能少。”當時她心里暖暖的，覺得終于有了歸屬。現在想來，那句話更像是命令，而非邀請。

九點十分，王雅萍給部門經理發了條微信請假，然后換了身衣服走出家門。她沒有開車，而是坐了公交，漫無目的地從城東晃到城西。

這座城市在她三十三年的人生中變化巨大。小時候住的老街區已經拆遷，變成了購物中心；第一次約會的電影院改成了健身房；甚至她和張建明相親的那家咖啡館，如今也成了連鎖奶茶店。一切都在變，只有婆婆家的冬至聚餐，七年如一日。

她在人民公園下了車。冬天的公園人不多，幾個老人穿著厚厚的棉衣在打太極拳，動作緩慢如水中游魚。長椅上坐著個中年女人，正對著手機視頻里的孩子說：“寶貝聽話，媽媽過年就回去。”

王雅萍在另一張長椅坐下，拿出手機。家庭群里已經熱鬧起來。婆婆發了好幾條語音：

“建明魚買好了嗎？要三斤左右的，太大不入味。”

“老大，你媳婦的腿好點沒？能過來嗎？”

“小玲，你到哪兒了？記得帶點飲料。”

接著是大嫂的回復，一條文字消息：“媽，我腿疼得厲害，實在走不了路，你們先吃別等我。”

王雅萍盯著那條消息，拇指在屏幕上方懸停片刻，最終什么也沒發。她關掉微信，打開地圖，手指隨意滑動。城市在她指尖放大縮小，像一件精致的玩具。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從未真正探索過這座生活了十年的城市――每次出門都有目的地，超市、公司、婆婆家，三點一線。

她決定去城北的老圖書館，那是她大學時常去的地方，畢業后就再沒去過。

圖書館還是老樣子，紅磚外墻爬滿了枯萎的爬山虎。閱覽室里只有寥寥幾人，空氣中彌漫著舊紙張和灰塵的味道。王雅萍在哲學區停下，抽出一本蒙田隨筆集。翻開書頁，一句用鉛筆劃了線的話跳入眼簾：“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是一個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她想起第一次見大嫂的情景。五年前的春節，大嫂剛嫁進來不久，在廚房里忙前忙后。婆婆不停指揮：“芹菜切細點”“肉要逆著紋路切”“這個菜太咸了”。大嫂只是點頭，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飯后王雅萍主動幫忙洗碗，大嫂小聲說：“我真羨慕你，上班忙，不用天天來做飯。”

“你也可以找工作啊。”王雅萍當時說。

大嫂苦笑：“你大哥說家里不缺我那點錢，讓我照顧好家就行。”

后來王雅萍才知道，大嫂有關節炎，陰雨天就疼得厲害。但每次家庭聚會，她還是會準時出現，在廚房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只有去年夏天，她住院做小手術，才“合法”缺席了一次中秋聚餐。

十一點半，張建明打來電話。

“你到哪兒了？媽問了好幾次了。”

“公司的事還沒處理完，你們先吃，別等我。”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什么事這么急？今天冬至，全家就差你了。”

“真的是急事。”王雅萍看著窗外光禿禿的樹枝，“你們先吃，我盡量趕過去。”

掛斷電話后，她走到圖書館的天臺。從這里能看到大半個城市，遠處高樓林立，近處是老舊的居民區。婆婆家就在三公里外那個灰撲撲的小區里，六樓，陽臺外掛著密密麻麻的晾衣桿。此刻，那間不到八十平米的房子里應該擠了七八個人，廚房煙氣騰騰，電視開著沒人看，孩子們在狹窄的客廳里追逐打鬧。

而她在這里，站在城市上空，第一次感到呼吸順暢。

中午十二點，王雅萍在圖書館附近的小面館要了碗牛肉面。店里只有她一個客人，老板在柜臺后刷手機，老板娘坐在門口摘菜。電視里播放著冬至特別節目，主持人笑容可掬地說：“冬至大如年，人間小團圓。”

面很燙，她吃得很慢。隔壁桌來了對年輕情侶，女孩撒嬌說不想去男方家過節，男孩哄著：“就去吃個飯，吃完我們就走，帶你去看電影。”王雅萍聽著，嘴角浮起一絲苦笑。七年前，張建明也說過類似的話。

吃完飯，她沿著護城河慢慢走。河水結了層薄冰，幾個孩子在岸邊試探著扔石子。有個穿紅衣服的小女孩成功將石子扔到對岸，興奮地跳起來，被媽媽一把拉住：“小心滑下去！”

王雅萍想起兒子浩浩。五歲的他今天應該在婆婆家和堂哥打鬧，把餃子餡弄得滿地都是，然后被公公輕聲呵斥。浩浩越來越不喜歡去奶奶家，上周還說：“媽媽，為什么每個星期六都要去？我想去游樂園。”

當時張建明說：“因為那是一家人團聚的日子。”

“可是我不想團聚。”浩浩嘟著嘴。

張建明臉色一沉，王雅萍趕緊打圓場：“下次媽媽帶你去游樂園。”

下次，下次，總是下一次。她發現自己越來越擅長拖延和敷衍，對兒子，對丈夫，也對自己。

下午兩點，她逛進一家手工藝品店。店里擺滿各種陶瓷制品，店主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正在轉盤上拉坯。泥土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隨著轉盤旋轉，漸漸變成優雅的花瓶形狀。

“想試試嗎？”老太太抬頭問。

王雅萍搖搖頭，“我就看看。”

“今天是冬至，怎么一個人逛？”老太太邊修整瓶口邊問。

“家里人聚餐，我偷個懶。”

老太太笑了，“聰明。我以前也是，一到過節就頭疼，七大姑八大姨的，問東問西。現在老了，反倒清靜了。”

王雅萍看著架子上那些杯碗碟盤，每個都不完美，有的釉色不均勻，有的形狀略歪，但都透著手工的溫度。她拿起一個小陶碗，碗底刻著一行小字：自在。

“這個多少錢？”

“喜歡就拿去，今天冬至，送你了。”老太太擦擦手，“自己做的東西，不值幾個錢。”

王雅萍道了謝，將小碗小心地包好放進包里。走出店門時，老太太說：“姑娘，日子是自己的，怎么舒服怎么過。”

那一刻，王雅萍突然想哭。

下午三點，她坐在商場咖啡廳里，看著人來人往。很多都是一家老小，手里提著購物袋，孩子們興奮地跑來跑去。她想起去年的冬至，那天大嫂腿疼得臉色發白，但還是堅持包完了所有餃子。飯后王雅萍主動洗碗，發現大嫂偷偷在陽臺抹眼淚。

“怎么了？”她問。

大嫂搖搖頭，“沒事，就是疼得厲害。”

“疼就別勉強啊。”

“那怎么行，”大嫂苦笑，“少一個人，媽會不高興的。”

當時王雅萍不理解，現在她懂了。在這個家庭里，“團圓”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缺席需要理由，而且是足夠有說服力的理由――最好是生病、加班，或者其他無法抗拒的因素。單純地“不想去”是不被允許的，那意味著破壞家庭和諧，意味著自私。

手機又響了，這次是小姑子張玲。

“二嫂，你什么時候到？媽把魚留著沒做，說等你來了再做。”

“你們先做吧，我真可能趕不過去。”

“那怎么行，”張玲壓低聲音，“媽臉色已經不好看了，大哥和大嫂吵了一架，因為大嫂不來。你就別添亂了。”

添亂。這個詞刺痛了王雅萍。原來她的缺席不是個人選擇，而是給這個家“添亂”。

“我知道了。”她掛了電話。

四點半，天色開始暗下來。冬天的白晝短暫得像一聲嘆息。王雅萍坐地鐵回家，車廂里擠滿了人，各種食物的氣味混雜在一起――糖炒栗子、烤紅薯、韭菜盒子。有人手機外放著短視頻，夸張的笑聲在密閉空間里回蕩。

她閉上眼睛，想起七年前第一次在張家過冬至的情景。那時婆婆對她格外熱情，不停夾菜，夸她能干。她受寵若驚，覺得終于找到了第二個家。是什么時候開始變的呢？也許是第二年，當她拌的涼菜得到所有人稱贊時，這道菜就成了她的“固定任務”。也許是第三年，當婆婆自然而然地把圍裙遞給她，說“廚房交給你們年輕人”。也許是第五年，當她的加班開始被質疑“是不是不想來”。

義務一旦變成習慣，感激就會變成期待，期待又會變成要求。而要求一旦不被滿足，就會變成失望和指責。

五點半，王雅萍到家時，張建明還沒回來。她打開燈，空蕩蕩的房間安靜得能聽見冰箱的嗡嗡聲。她拿出那個小陶碗，放在餐桌中央。粗糙的質感，不規則的形狀，釉色從淺褐漸變成深棕，像秋天土地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