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來感覺怎么樣？”父親問。
“有點累，但挺充實。”顧澤老實回答，“就是工作應酬多，陪小媚的時間少。”
父親吐了個煙圈：“國內就是這樣，你要學會平衡。不過既然回來了，就多陪陪家人。我看小媚臉色不太好，孕晚期要多注意。”
顧澤點頭，心里泛起一絲愧疚。
父母在京期間，家里的氣氛活躍了許多。母親每天變著花樣做杭州菜，父親則負責采購和修理家中各種小毛病。王媚臉上的笑容明顯多了，孕吐也減輕了不少。
“有老人在還是不一樣，”一天晚上，王媚對顧澤說，“在美國，什么事都得自己扛。”
“但也少了自由，不是嗎？”顧澤提醒道。母親對王媚飲食起居的過度關心，有時也讓她感到壓力。
“有得必有失吧。”王媚輕嘆。
七月下旬，北京進入酷暑。王媚的孕肚已經很明顯，行動不便，加上炎熱天氣，情緒開始波動。
一天晚上，顧澤加班回家，發現王媚坐在黑暗的客廳里哭泣。
“怎么了？”他急忙開燈，坐到妻子身邊。
“今天去產檢，醫生說胎位不太正，可能需要剖腹產。”王媚抽泣著，“我一個人在醫院跑上跑下，繳費、拿藥、做檢查，累得差點暈倒。看著別的孕婦都有老公陪著，我就...”
顧澤心如刀絞：“對不起，明天開始我請假陪你。”
“不只是這個，”王媚擦掉眼淚，“顧澤，我有點害怕。在國內生孩子好像特別復雜，醫生不會像美國那樣尊重你的選擇權。今天直接就告訴我可能需要剖腹產，連商量的余地都沒有。”
顧澤沉默了片刻。這些問題，他們在美國時并非沒有考慮過，但直到親身經歷，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差異。
“我們還面臨一個現實問題，”王媚繼續說，“如果我剖腹產，需要更長的恢復期。而你的陪產假只有十五天，之后誰照顧我和孩子？”
這個問題讓顧澤愣住了。在美國，他們無親無故，但公司福利完善，他的陪產假有一個月，而且王媚產后可以享受長達四個月的帶薪產假。而在國內，盡管有家人支持，但職場對孕產婦的包容度明顯更低。
“我們可以請月嫂，”顧澤提議，“我媽媽也可以多待一段時間。”
“你媽媽？”王梅苦笑，“你忘了她昨天還說我嬌氣，說她們那個年代懷孕八個月還下地干活？”
顧澤無以對。文化差異不僅存在于中美之間，也存在于他們與上一代人之間。
那晚，他們談到很晚。王媚坦自己對回國決定開始動搖，而顧澤也承認國內職場壓力超出預期。但兩人也都同意，讓孩子在中國出生、擁有中國國籍和文化根基是重要的。
“也許我們太貪心了，想要兩全其美。”顧澤最后說。
“不是貪心，只是嘗試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王媚握住他的手，“至少我們在一起面對這些問題。”
八月初，顧澤請了一周假，全心陪伴王媚做產前準備。他們參加了孕婦課程，走訪了幾家月子中心，最終決定聘請月嫂在家照顧。
與此同時，顧澤也在適應國內的工作節奏。他發現自己需要重新學習許多“潛規則”：如何與不同層級的同事溝通，如何在保持原則的同時不傷和氣，如何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維護團隊凝聚力。
一天，他與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同事吃飯，對方的一番話讓他深思：
“剛回國都會有個逆向文化沖擊的過程。在美國，工作生活分得很開，人際關系相對簡單。而國內，一切都很復雜，但也更有活力。關鍵是找到自己的節奏，不要被環境裹挾。”
顧澤開始調整自己的管理風格，既保留美式直接透明的溝通方式，又融入中式人情世故的考量。令他驚訝的是，這種混合模式反而贏得了團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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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總，您這種管理方式很特別，”小李有一天評論道，“既有效率，又有人情味。”
王媚的預產期在九月中旬。八月底，他們做好了所有準備：嬰兒房布置完畢，月嫂已經訂好，醫院也聯系妥當。
一個周日的下午，顧澤陪王媚在小區散步。秋意初顯，微風拂過，路邊的銀杏樹開始泛黃。
“不管多難，至少這里的秋天很美。”王媚深吸一口氣，“在美國，我總想念北京的秋天。”
顧澤看著妻子被夕陽鍍上金邊的側臉，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安心。是的，回國后面臨諸多挑戰，但他們也收獲了在美國無法得到的東西：文化的歸屬感，家人的支持，以及那種活在熟悉環境中的踏實。
“等孩子大一點，我們還可以再回美國。”他說。
王媚搖搖頭：“先不想那么遠。也許我們會發現國內更適合我們，也許不會。重要的是，我們給了孩子一個選擇的權利——他將來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中國人，美國人，還是兩者都是。”
顧澤點點頭，握緊了妻子的手。遠處，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足球，他們的歡笑聲在秋風中飄蕩。他想，也許不久的將來，他們的孩子也會加入其中，在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跡。
無論最終選擇哪條路，這段回國經歷都將成為他們家庭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章。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歸途不必是單向的，家鄉也可以是多元的。他們正在創造的，是一種跨越太平洋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認同。
“回家吧，”王媚輕輕靠在他肩上，“我有點累了。”
顧澤扶著她慢慢往回走。夕陽將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交織在一起，如同他們糾結而豐富的人生選擇。前方的路依然充滿未知，但此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靜與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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