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清州市委黨校的操場上，已有學員在晨跑。趙曉穎和團隊早早來到這里，今天將旁聽一場特殊的培訓課——“新時代領導干部履職能力提升專題研討班”的結業研討。這個班次的學員，都是近期新提拔或交流任職的處級以上干部。
“選擇這個場景，是想看看即將走向更重要崗位的干部們，如何理解他們即將承擔的任務。”在前往教學樓的路上，趙曉穎對團隊成員解釋，“我們聽過在任者的思考，現在該聽聽繼任者的準備了。”
研討班教室是環形的，三十多名學員圍坐，沒有明顯的等級次序。趙曉穎團隊被安排在觀察席，可以全程旁聽但不參與討論。主持人是一位黨校教授，開場白簡短有力：“今天是本次研討班的最后一天。我們不談理論，只講實踐。請大家圍繞‘艱巨任務’這個主題，結合自己的新崗位，談談準備如何履職。每人五分鐘，務必實話實說。”
第一位發的是位四十出頭的女干部，即將赴任某縣縣長。她站起來，略顯緊張但目光堅定：“我即將去的是一個山區縣，去年剛脫貧，基礎薄弱，產業單一。省里給我們的任務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說起來就兩句話，做起來千頭萬緒。我調研后發現，最大的挑戰不是缺錢——上級轉移支付不少；也不是缺政策——各級文件很全。而是缺一種可持續的內生動力。”
她頓了頓，繼續說：“我去看了幾個脫貧村，發現一個普遍現象：扶貧項目結束了，有些村民又有了‘等靠要’的思想。駐村干部一撤，有些產業就運轉不暢。所以我認為，我上任后的‘艱巨任務’，不是上多少新項目，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機制，讓脫貧成果能自己‘造血’，讓鄉村振興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事。”
“具體有什么想法？”主持人追問。
“我想嘗試三件事：第一，在所有村建立‘鄉村振興議事會’，讓村民真正參與規劃、決策、監督全過程；第二，培養一批‘不走的工作隊’——就是本土的致富帶頭人、技術能手、返鄉青年；第三，把縣級各部門的考核，從‘投了多少錢、上了多少項目’，轉向‘激活了多少內生動力、培養了多少本土人才’。這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我覺得這是根本。”
第二位發的是位男干部，即將擔任市發改委副主任，分管重大項目。他五十歲左右，說話沉穩：“我要面對的任務，表面上是推進幾個百億級的大項目落地，但實際上，艱巨性在于如何平衡多重目標。既要保證項目進度，又要嚴守生態紅線；既要服務企業發展，又要防止利益輸送；既要爭取上級支持，又要做好地方協調。”
他舉了個例子：“比如即將開工的清州至臨省的高鐵項目。這本來是好事，但線路規劃涉及三個自然保護區緩沖區、十幾個村莊的整體搬遷。群眾有訴求——有的希望線路改道，有的要求提高補償；環保部門有要求——必須做足生態評估和保護措施；投資方有壓力——每延遲一天，成本就增加一大截。”
“你的解決思路？”主持人問。
“我已經開始做四件事：第一，建立公開透明的信息發布平臺，所有規劃、環評、補償方案全部上網，接受監督；第二，成立由沿線群眾代表、環保專家、法律人士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全過程參與；第三，制定詳細的應急預案，包括生態意外、群眾事件等各類可能性；第四，”他加重語氣，“我個人和團隊簽署《廉潔履職承諾書》，所有與項目相關的會議、考察、接待，全部記錄在案，隨時接受審計。”
第三位是個年輕些的干部，三十八歲，將出任市紀委監委某室主任。他說話干脆利落：“我面臨的艱巨任務，是如何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下，精準有效地履行監督職責。當前腐敗形式更加隱蔽，從權錢交易向利益輸送、期權腐敗演變。簡單粗暴的辦案思維已經不夠了。”
“你打算怎么做？”
“首先要轉變理念。監督不是‘找茬’，而是幫助發現問題、防范風險。我計劃推動三方面工作：第一，開發智能化監督平臺，運用大數據分析，對重點領域、關鍵崗位進行動態預警；第二，建立‘容錯糾錯’與‘精準問責’相結合的機制，既要為敢闖敢試的干部撐腰，也要對明知故犯的違紀行為零容忍；第三，加強‘后半篇文章’，每個重要案件結案后，都要形成政治生態分析報告，推動相關領域制度完善。”
研討繼續著。一位將赴信訪局任職的女干部說，她的艱巨任務是“把信訪工作從被動接訪轉向主動治理，從事后處置轉向源頭預防”；一位將負責老舊小區改造的干部說，他的艱巨任務是“在有限預算下，最大化滿足群眾差異化需求，把好事真正辦好”；一位將主抓營商環境的干部坦，他的艱巨任務是“打破部門壁壘，讓‘一網通辦’從口號變成實實在在的體驗”……
每位發者都帶著焦慮，但也透著決心；承認困難，但更在思考路徑。趙曉穎快速記錄著，她注意到一個現象：幾乎沒有人大談特談宏偉藍圖，更多人關注的是具體難題和解決方案；很少有人強調個人能力，更多人在思考機制建設。
上午的研討結束后，團隊在黨校食堂用餐。王工若有所思：“這些干部對‘艱巨任務’的理解很務實，沒有空話套話。但我在想，他們現在說得很好，真正上任后，在各種壓力下，還能堅持這些想法嗎？”
“這就是理論與實踐的距離。”小林說，“不過至少，他們有了正確的認知。比起那些一上來就大談gdp增長、大干快上的干部，這批人似乎更注重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下午，團隊受邀參加一個小范圍的座談會，與部分學員深入交流。地點在黨校的一間小會議室，六位學員代表參加，氛圍更加輕松。
趙曉穎開門見山：“上午聽了大家的發，很受啟發。我想問一個可能有些尖銳的問題：你們認為，完成這些艱巨任務，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哪里？”
一陣短暫的沉默后，即將赴任縣長的女干部先開口：“我認為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慣性思維’。在基層工作多年，我深知很多干部已經習慣了傳統的管理方式——上級部署，下級執行；重視短期見效，忽視長遠基礎；喜歡做容易出政績的‘顯性工作’，回避需要久久為功的‘隱性工作’。要改變這種慣性，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韌性。”
發改委的那位男干部接著說：“除了思維慣性，還有‘利益慣性’。一些重大項目的推進，背后是復雜的利益格局。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鏈條，會觸動很多人。這些人可能不會公開反對，但會用各種方式拖延、變通、消解改革措施。這需要智慧和勇氣。”
年輕紀委監委干部點點頭：“我補充一點：‘圈子文化’的慣性。在一些地方和領域，人際關系網往往比制度規定更有力量。嚴格執紀監督，可能會被認為‘不懂規矩’‘不近人情’。如何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又能團結大多數，這確實是個考驗。”
一位之前沒發的學員，將赴任區教育局長的女干部插話：“我覺得還有一個阻力被低估了，那就是‘能力恐慌’。新時代新任務，對干部的專業能力、群眾工作能力、應急處置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干部不是不想干好，而是不會干、不敢干。這就需要系統的培訓賦能，而不僅僅是提要求、壓擔子。”
話題逐漸深入。趙曉穎繼續問：“如果面對這些阻力，你們會如何選擇？比如，當堅持原則可能影響個人晉升時，當推動改革可能得罪重要人物時，當傾聽群眾呼聲可能與上級指示不完全一致時？”
這次沉默更長一些。即將赴任縣長的女干部深吸一口氣：“說實話，我不知道到時候具體會怎么做。但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底線：任何決策，必須能當著全縣人民的面說清楚理由；任何妥協，不能以損害群眾核心利益為代價。如果因為堅持這個底線而影響晉升，那我也認了。”
“認了之后呢？”趙曉穎追問。
“那就繼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正確的事。”她回答得干脆，“我相信一個道理：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風氣，是靠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一點一點改變的。也許我一個人改變不了大局，但只要我守住自己的崗位，就能影響一個縣的教育生態；只要這個崗位一直由守住底線的人占據，這個生態就會慢慢改善。”
發改委干部笑了：“你這是理想主義。但我們需要這種理想主義。我的想法可能更實用一些：我會盡量在制度框架內尋找最優解。比如一個項目遇到阻力，我不會硬碰硬，而是會尋找更高層級的政策依據，會組織更充分的專家論證，會爭取更廣泛的群眾支持。用程序正義和科學決策，來對抗非理性的阻力和利益輸送。”
紀委監委的年輕干部則說：“我的選擇空間可能更小，因為職責所在，必須堅持原則。但我理解，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終是為了凈化政治生態、促進發展。所以我會注重方式方法，比如更充分地聽取當事人陳述，更精準地把握政策界限，更有效地做好思想工作。讓被處理的人心服口服，讓周圍的人受到教育。”
討論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結束時，趙曉穎問最后一個問題：“如果五年后，你們回頭看今天的談話，希望自己做到了什么？”&lt-->>;br>六個人的回答各有側重，但有一個共同點：都希望自己“沒有變成曾經討厭的那種官僚”，都希望“對得起這個崗位所托付的信任”，都希望“留下一些能讓群眾記得住的實實在在的改變”。
離開黨校時，夕陽西下。團隊在校園里的長椅上坐下，整理今天的收獲。
老方導演首先感嘆：“今天的對話，讓我對這些‘體制內’的干部有了新的認識。他們不是想象中的官僚面孔，而是一群有焦慮、有思考、有理想的活生生的人。鏡頭應該捕捉這種復雜性。”
王工分析道：“從認知層面看，這批干部對‘艱巨任務’的理解是清醒和務實的。他們看到了問題的系統性、復雜性，也在思考系統性的解決方案。這反映了干部教育培訓的進步——從單純的政治灌輸，轉向能力建設和問題導向。”
小林補充：“但我也注意到一種隱憂：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慣性’‘阻力’‘壓力’。這說明在我們的治理體系中，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障礙。個人的覺悟和努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環境不優化，個人很容易被系統同化或吞噬。”
趙曉穎靜靜聽著，然后在筆記本上寫道：
“今日研討給我的核心啟示：‘艱巨任務’之所以艱巨，不僅在于任務本身的復雜度，更在于完成任務所必須突破的多重障礙：
1.思維慣性的障礙——如何從‘管理思維’轉向‘治理思維’，從‘短期政績導向’轉向‘長遠發展導向’；
2.利益慣性的障礙——如何打破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徑依賴；
3.能力不足的障礙——如何提升干部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專業素養和群眾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