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設”與“德治教化”為社會運行構筑了剛性的規則框架和柔性的價值引導，而“自治強基”則是激發社會內在活力、實現基層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關鍵路徑。它意味著將治理的重心沉到基層，將參與的權力交給群眾，讓千千萬萬個社會細胞活躍起來，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體。清州在經歷了權力過度集中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后，深刻地認識到，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唯有夯實基層基礎，激發社會內生動力，治理體系才能穩固，發展成果才能持久。一場以黨建引領為核心，以群眾為主體，以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為目標的“自治強基”實踐，在清州的城鄉社區蓬勃開展。

這場“自治強基”的探索，是一場治理結構、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的深刻變革，其核心是還權于民、賦能于基層，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模式一：城鄉社區的“多元共治”與“精細網格”

社區和村莊是社會治理最基本的單元，是自治實踐的主戰場。

·“黨建引領”下的“三駕馬車”協同：在城市社區，強化社區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健全社區黨組織領導下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協調運行機制（俗稱“三駕馬車”）。社區黨組織負責統籌協調、凝聚力量；居委會依法履行自治功能，組織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業委會代表業主利益，監督物業服務；物業企業提供專業服務。通過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協商解決小區停車、垃圾分類、公共設施維護、寵物管理等民生“關鍵小事”。

·“全科網格”與“微治理”體系深度融合：將社區（村）科學劃分為若干基礎網格，整合黨建、綜治、城管、信訪、應急、民生服務等各類網格，實現“多網合一”。網格員作為“前哨”和“探頭”，承擔信息采集、政策宣傳、矛盾調解、便民服務、風險排查等職責。同時，在網格內推廣“樓門院長”、“黨員中心戶”、“鄉賢理事會”等“微治理”模式，將治理觸角延伸到樓棟、單元和農戶，實現“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社區（村）”。

·“社區議事廳”與“民主懇談”制度化：普遍建立社區（村）居民議事會、民主懇談會、小區事務協調會等協商平臺。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公益事業，以及居民反映強烈的實際問題，都納入協商范圍。采取“民事民提、民事民議、民事民決、民事民評”的方式，引導居民有序參與決策和監督。例如，某個老舊小區改造方案，就是經過多輪居民議事會充分討論、修改后才最終確定，獲得了居民的高度認可。

模式二：鄉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與“內生驅動”

在廣袤的農村，自治實踐與鄉村振興戰略緊密結合，煥發新的活力。

·“村規民約”的修訂與活化：引導各村在法律法規框架下，結合實際修訂完善村規民約。新的村規民約不僅包含環境衛生、鄰里關系、孝老愛親等傳統內容，還融入了產業發展、生態保護、移風易俗（如抵制天價彩禮、鋪張浪費）等新時代要求。通過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后，成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并建立相應的積分管理、紅黑榜等激勵約束機制，使其真正“約”出新風尚、“約”出好秩序。

·“鄉賢理事會”的橋梁紐帶作用：挖掘和發揮本村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經濟文化能人、返鄉創業青年等“新鄉賢”的作用，組建鄉賢理事會。他們利用其威望、資源和智慧，參與村莊規劃、產業引導、矛盾調解、公益事業和文明鄉風建設，成為村“兩委”聯系服務群眾、推動鄉村治理的重要輔助力量。

·“集體經濟”發展與治理能力提升互動：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村集體有能力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如改善基礎設施、提高養老醫保補貼、設立教育獎學金），從而增強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提升了村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和獲得感。

模式三：社會組織與志愿服務的“協同增效”與“專業支撐”

各類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是基層自治不可或缺的協同力量。

·“社區社會組織”的培育與賦能：大力培育公益慈善類、生活服務類、社區事務類、文體活動類等社區社會組織。通過zhengfu購買服務、提供活動場地、給予資金扶持、加強能力建設等方式，支持它們承接社區服務項目，開展鄰里互助、養老托幼、環境治理、文化娛樂等活動，滿足居民多樣化、個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