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日深夜，會議廳的燈光已經泛出疲憊的青白。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無意識地敲著桌面。

剛才那場關于“可行性標準”的辯論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贏了半局――至少，他們不再把我的建議當成異想天開。

可我知道，真正的大戰還沒開始。

就在這時，科工委值班員推門而入，手里捏著一份電報，臉色發緊：“林代表，緊急通報！西南試制三廠槍機框模具崩裂，整批特種鋼報廢，進度延誤……至少兩個月。”

空氣驟然凝滯。

有人倒吸一口冷氣，隨即低聲嘀咕：“又是基礎工業的問題？模具撐不住熱處理壓力，這種事年年有，能怪誰？”

“圖紙是部里定的，材料是國家配的，出了問題，總不能讓工人背鍋吧？”另一人反駁。

“不是背鍋，是現實！”先前那人冷笑，“我們搞設計的畫圖容易，可你們誰能保證，一臺五十年代的老壓機，配上六級工的手，能在零下十度的車間里打出百分百合格的件？”

這話像根針，扎進所有人心里。

我起身走到投影幕前，接過事故報告快速翻閱。

照片上，模具斷裂面呈放射狀裂紋，典型的應力集中導致的脆性斷裂。

冷卻通道布局不合理，拐角處直角過渡，材質選用了高硬度但韌性不足的cr12mov――這不就是火種工坊半年前踩過的坑嗎？

那時小崔焊完模具，夜里守了整整十二小時，最后還是炸了。

我們拆開分析，記了三百多條數據，才改出現在的梯度冷卻+圓角強化方案。

那份失敗檔案，現在還鎖在我抽屜最底層。

“申請啟用實踐組臨時應急權限。”我聲音不高，卻清晰傳遍全場，“組建跨廠攻關小組，今夜就干。”

會議室一片嘩然。

“你這是越權！”一位老專家猛地站起，“設計方案歸口管理，豈能由地方擅自修改？”

“我不是要改設計。”我盯著他，一字一頓，“我是要救這批鋼。再拖兩天，鋼廠就得重新冶煉，光成本就是二十萬――那是兩千個家庭一年的口糧。”

沒人再說話了。

凌晨兩點，紅星廠東樓會議室亮如白晝。

來自五個廠家的十二名八級工和技術員陸續抵達，大多是連夜乘綠皮車趕來的。

有人穿著沾滿機油的工裝，有人腳上還套著東北的氈靴。

他們彼此陌生，坐姿拘謹，眼神里帶著審視與防備。

我沒有講任務目標，也沒提上級壓力。

只是一一發下紙筆，平靜地說：“請大家寫下，你們廠最近一次模具失效的原因。”

起初沒人動筆。

直到蘇晚晴從后排輕輕放下筆，寫完遞上來。

她一向話少，但行動比誰都快。

其他人見狀，也陸續低頭書寫。

我收齊十七張紙（有人寫了兩張），當眾歸類。

七家提到“冷卻不均”，五家反映“脫模困難”，三家明確指出“圖紙不允許改動圓角或流道”。

其中一條批注讓我心頭一震：“我們知道該怎么修，但不敢簽名字。”

我舉起那張紙，環視眾人：“為什么不敢？因為我們怕擔責，勝過怕失敗。”

然后翻開自己的筆記本，將火種工坊那本《失敗檔案》投在幕布上。

一頁頁翻過：第一次淬火開裂、第二次焊接變形、第三次疲勞測試爆裂……每一頁都有日期、責任人、改進措施和驗證結果。

“我不懂什么叫‘完美設計’。”我說，“我只知道，一個敢記錄錯誤的團隊，才配談創新。”

接著，我下達今晚唯一指令：“現在，請你們把認為該改的地方，畫出來。可以改結構，可以調參數，甚至可以質疑材料。但必須署名――你要為你的判斷負責。”

寂靜持續了三分鐘。

然后，筆尖落紙的聲音此起彼伏。

三小時后，七份修改方案交到我桌上。

三份與我記憶中的優化路徑高度吻合――包括最關鍵的冷卻回路重構和應力釋放槽增設。

更讓我意外的是，有一份來自南方某廠的技術員，竟提出了復合鑲塊結構，正是未來精密模具的主流方向。

我立即組織交叉評審，啟動火種工坊的“雙人復核制”：每一項改動，必須由不同單位的兩人獨立計算或模擬驗證。

有人質疑某處圓角半徑從r3改為r5會削弱強度，話音未落，電話接通遠程專線。

聽筒里傳來蘇晚晴冷靜的聲音：“根據當前批次鋼材實測屈服極限，該位置最大應力降低19%，疲勞壽命預計提升四倍。數據已上傳至共享臺賬。”

全場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