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擊臺架設好了。

采用全自動模式，連續射擊一百發。

第一支槍，前二十發很穩定，第三十發開始彈道偏移，第五十發槍管明顯過熱，第七十八發出現兩次輕微卡殼。

第二支槍，全程平穩，百發無故障，槍口幾乎沒有偏移。

數據投影到墻上。

我平靜地說：“不是他們的設計不好，而是我們現有的鋼材、熱處理工藝和裝配工人水平太差，支撐不起那種精密的結構。”

會議室里死一般寂靜。

有人低頭翻看記錄，有人悄悄摘下眼鏡擦汗。

馮老坐在后排，嘴角微微動了動，沒有說話，但目光炯炯有神。

當晚，我回到招待所房間，剛倒了杯熱水，桌上的紅色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我放下杯子，拿起聽筒。

“林鈞。”是馮老的聲音，低沉而清晰，“科工委有領導問……”

我盯著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滿臉疲憊，眼底卻燃燒著火焰。

我沒有回答。

馮老的聲音在電話里停頓了兩秒，像是一枚釘子卡進了沉默的木板。

“林鈞，”他緩緩開口，“科工委有領導問――你是不是早知道材料瓶頸？”

我站在窗前，熱水杯的熱氣氤氳著玻璃，映出我眼底那一道未散的血絲。

窗外是招待所后院那堵被我貼滿故障圖的墻，此刻在夜色中像一頭蟄伏的獸，無聲地吞吐著過去七十二小時里的每一場交鋒。

我搖頭，對著聽筒說：“我不光知道材料撐不住，我還知道他們不知道的事――比如0.03毫米的軸向間隙，在實驗室叫公差，在戰場上，那就是啞火。”

電話那頭再沒說話。

掛了電話，我沒睡。

筆尖劃破紙面的聲音一直響到凌晨四點。

桌面上攤開的是三張草圖、兩份返修記錄、一本泛黃的《金屬工藝學》筆記――那是我穿越后靠記憶手抄出來的殘本。

我在寫一份建議書，《關于建立“基礎工藝能力評估體系”的建議》，不再是零散改進，而是要重構規則本身。

三條紅線必須前置：

一、現有設備兼容性――你的設計能不能在我這臺1954年產的老銑床上做出來？

二、工人平均技能水平――全廠八級工不到百分之三，你讓六級以下工人怎么裝配精密接口？

三、野戰環境下可維護性――風雪里戴手套拆槍，泥水里更換零件，這不是演習，是活命！

這不是反對創新，這是給幻想系上安全帶。

天快亮時，敲門聲響起。

蘇晚晴站在門口，披著深藍色呢子大衣，發梢沾著霜。

她一句話沒說，接過我手中寫了一半的稿子，坐到桌邊就開始整理。

她的字跡清瘦有力，像刀刻進紙里。

她把三百余條實測數據一條條歸類：熱處理變形率、手工鉸孔誤差分布、不同班組裝配一致性對比……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某位工人熬過的夜、燙傷的手、報廢的零件。

我們誰都沒提“成功”兩個字。

但我們都知道，這張網，已經撒出去了。

第五日清晨，會議廳外霧氣未散。

我抱著一疊裝訂好的建議書副本，趁著工作人員布置茶水的空檔，輕輕塞進每位專家座位下的文件袋里。

動作很輕，像是埋下一顆顆靜默的雷。

會議開始前五分鐘，一位白發蒼蒼的總師翻了幾頁，猛地抬頭，眼神銳利如刀。

他迅速與鄰座幾位老工程師交換目光，低聲說了句什么。

有人皺眉，有人沉思，有人悄悄翻開自己的筆記本對照數據。

主持人剛宣布進入下一議程，突然改口：“臨時增加一項討論――是否重新定義預研項目的可行性標準？”

空氣瞬間凝固。

就在這時，后排傳來一聲不大的聲音，卻清晰得如同鐵錘落砧：

“我代表紅星廠設備科……支持林代表的提議。”

我坐在前排，沒有回頭。

只是低下頭，右手拇指輕輕摩挲著左袖口那道陳年燙傷的疤痕――那是我在廢料組第一次用自制電焊修補夾具時留下的。

十年前，沒人看得見這道疤；今天，它記得所有從泥里爬出來的路。

而此刻，會議室頂燈忽明忽暗地閃了一下。

像是某種預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