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失效傳遞樹”畫在紙上――從原材料缺陷，到加工應力，再到服役環境，層層推演故障成因。

她說這模型太專業，得配上通俗案例。

于是我又加了十幾個典型事故分析，連西北某基地雷達車因彈簧斷裂導致天線傾覆的事例也寫進去。

“如果全國都在用有問題的工藝標準呢？”她忽然抬頭問我。

我盯著那幅樹狀圖，慢慢說：“那就讓它在全國范圍內吵起來。”

三天后，二十七份回函陸續寄回。

最遠那一封，郵戳蓋著戈壁灘深處的代號營地。

信紙邊緣焦黃，像是在爐子邊寫的。

上面只有一句話：

“你們說的‘青灰色回火’，我們這兒叫‘鬼臉鋼’。半年壞了三臺雷達車，沒人查出原因。看到你們的材料，我才明白――原來是鋼自己先死了。”

我捏著信紙的手微微發抖。

原來，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不止我們在黑暗中摸索。

還有那么多人，也在等著一盞燈亮起來。

蘇晚晴站在我身后，輕聲說：“下一步呢？”

我看向窗外。

七月將至，暑氣未起，天空卻已透出一種壓抑的澄明。

“下一步，”我說，“我們要讓標準，重新學會聽人的聲音。”七月末的風裹著鐵銹和焊渣的氣息，吹進敞開的車間大門。

我蹲在圖紙架前核對數據，張調度一路小跑進來，手里揚著一張紅頭文件。

“老林！批了！”他聲音都劈了叉，“七機部正式發文――咱們的‘回火穩定性試驗’寫進國標了！”

我沒動，只把鉛筆輕輕擱在圖上。

耳邊嗡的一聲，像電流穿過胸腔。

三年前我還跪在廢料堆里扒拉螺絲釘換窩頭，如今，紅星廠的名字，竟真刻進了共和國軍工的筋骨里。

可我知道，這不是終點，是撬動更大頑石的支點。

文件下發當天，胡衛國派人來叫我。

他辦公室還是那般陳舊，搪瓷缸子冒著熱氣，桌上攤開的正是那份標準修訂稿。

他沒抬頭，只從抽屜里掏出一本泛黃的手寫冊子，封皮用毛筆字工整寫著：《常見誤判案例匯編》。

“我在質檢科干了十七年，”他嗓音低啞，“以前總覺得按規程走就沒錯。可現在想想，多少裂紋、多少報廢，都是因為我們‘按規定辦’四個字給擋回去的。”他頓了頓，終于看我，“這本東西……能不能放進夜校教材？讓新來的年輕人少走點彎路。”

我接過冊子，指尖觸到紙頁邊緣的毛糙。

翻到扉頁，一行小字靜靜躺在右下角：“給后來人留盞燈。”

那一瞬，喉頭猛地一緊。

我們不是在改幾個參數，我們在改一種活法――從“聽命令”到“敢說話”，從“照做”到“想為什么”。

深秋的雨來得突然。

那天夜里，第一批新型雷達支架裝車發運，廠門口彩旗招展，廣播里播著表彰名單，掌聲雷動。

沒人提我的名字。

也沒人知道，這批支架的彈簧鋼，是從三十七次失敗中篩出來的配方，是三百多組數據喂出來的結論。

我沒去慶功會。

雨絲斜打著玻璃窗，我把飯盒揣進懷里，走進空曠的總裝車間。

頭頂的日光燈管忽明忽暗，映出一排排沉默的機床。

忽然，一個身影從淬火線拐角處冒出來――是小田，肩上掛著哨兵袖標，身后跟著兩個戴紅領章的新學徒。

“3號爐溫控儀有漂移，”他正低聲講解，“±15c看著不多，但在相變臨界點，夠讓馬氏體變成脆骨頭。”他說完，抬手指向墻上的“失效樹”――那幅曾被領導斥為“花里胡哨”的圖，如今已被描成鮮紅粗線，旁邊加了塊黑板，粉筆字赫然寫著：“今日風險提示：鍛件冷卻速率波動±15c。”

我站在陰影里，沒出聲。

小田帶著新人繼續巡檢，腳步沉穩，話語清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改變不是誰站上領獎臺，而是某個曾經怯懦的學徒，現在能挺直腰桿說：“停，這里不對。”

我轉身走到流水線，從工具箱取出焊槍，又翻出一塊不銹鋼牌。

咬牙切齒地刻下幾個字后，點燃火焰。

“滋啦――”

焊花如星雨飛濺，在黑暗中劃出熾烈軌跡。

銘牌牢牢焊死在鋼架上，白煙散去，八個大字清晰可見：

此處，每一雙手都是防線。

就在這時，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