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剛蒙蒙亮，第一張油印稿子還帶著滾燙的余溫，小郭捧在手里，指尖微微發顫。

他嘴唇動了動，聲音輕得像是怕驚擾了這晨光：“第一節：什么叫‘剛剛好’？”

我站在桌邊，看著那歪歪扭扭卻清晰可辨的鉛字，心里頭第一次覺得，這手搖機器轉出的不是紙，是命。

“能看懂？”我問。

小郭猛點頭，眼眶都紅了：“我師傅昨晚聽了你講‘行程補償’，回去試了新調法，一早上就省了三塊料！他說……說以前是憑手感蒙，現在是知道為啥要這么調。”

我笑了笑，沒說話。

其實我也緊張。

昨夜伏案到兩點，第七講寫完時，墨跡未干，趙紅梅抱著那一摞被翻得卷邊的數據進來，聲音壓得很低：“大劉班昨天試了你講的法子，鍛件合格率從68%提到92%。”

那一刻，我不是高興，是后怕。

后怕的是――這么多年，多少人靠經驗吃飯，多少工序因“差不多”報廢？

而我們明明可以早十年、二十年，把“差一點”變成“準一點”。

但現在，稿子有了，數據有了，人也信了。

唯一攔著的，就是那道看不見的墻。

周文彬去告狀了。

說我們“擅自編發非正規教材”，擾亂教學秩序。

印刷廠一聽名字就搖頭，連碰都不敢碰。

可知識要是等批準才傳播，那還要人干什么？

所以今夜，我們自己印。

團委辦公室鎖了十年，門縫積灰，可里面那臺手搖油印機還在。

小劉掀開桌布時，銅齒輪閃著暗光，像一頭沉睡的老牛。

“抗美援朝時印戰地快報用的。”他拍了拍機身，“后來當文物供著，誰敢動？”

我蹲下身，檢查蠟紙張力，手指一寸寸撫過滾筒。

油墨干了，得重新調。

水多一分太稀，少一分太稠。

我用刮刀試了三次，終于調出那種濃淡適中的墨色――印出來黑而不糊，字跡清朗。

凌晨四點十七分，第一張成品出來了。

標題是《十講實用機械學?第七講：誤差不是敵人，是信使》。

底下一行小字：紅星機械廠內部技術交流資料（非正式出版）。

小郭盯著那行字，忽然抬頭：“我能拿一份給我師傅看嗎？”

我點頭：“每人一份，不夠再印。”

話音落下，小劉咧嘴笑了，老吳媽端著兩碗熱高粱糊糊進來，一邊往門口掃視一邊嘀咕：“組織科那幫人鼻子靈得很，昨晚就轉了兩圈。”

我們沒停。

白天我去車間講課，夜里回來接著印。

趙紅梅帶人整理案例，把工人反饋的問題一條條補進附錄。

有人拿煙盒紙抄講義，有人拿火柴棍比劃夾具定位，還有人把公式刻在工具箱蓋上。

第三夜，風特別大。

后巷鋪了爐渣，大劉親自帶人一趟趟背來，鋪得平平整整，車輪碾上去幾乎沒聲。

油印機咔嗒咔嗒響著，像心跳。

二十多個人輪班，刻蠟紙的、刷墨的、折頁的、裝訂的，麻繩搓成線，牛皮紙裁成冊。

突然，老吳媽敲了三下掃帚柄。

我們都僵住。

腳步聲由遠及近，皮鞋踩在爐渣上，發出細微的咯吱聲。

我迅速吹滅煤油燈，屋里一片漆黑。

只聽門外停頓了幾秒，接著是輕輕的推門聲。

一道手電光斜切進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可那人沒進來。

光束掃過門口堆著的半成品，又緩緩移開，最終熄滅。

門關上了。

良久，趙紅梅輕聲說：“是鄭科長。”

我松了口氣，卻沒放松。

這種時候，越是開明的人，越危險。

他若真支持，早就站出來；若反對，也不會只看一眼就走。

直到凌晨兩點，最后一本裝訂完成。

共三百二十七冊，每本都用粗麻線穿好，封面壓了鋼板拓印的紅星廠標。

我翻開一頁，插圖上畫著兩根火柴棒撐起一塊鐵片，旁邊寫著：“少一根，晃三天。”

這是大劉班的案例。

他們之前因為夾具缺一根定位銷，連著三天返工，差點被通報批評。

按我講的方法改完，當天合格率沖到九十五。

就在這時，門口又響。

這次沒人敲掃帚，是直接推門進來的。

鄭科長站在門口，大衣沒脫，臉色看不出喜怒。

他目光掃過滿屋狼藉――蠟紙堆、油墨瓶、散落的講義，最后落在我臉上。

我沒躲，迎著他視線，點了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