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文物修復社的特聘通知書，在林家炕桌上已經放了整整三天。

那薄薄的一張紙，仿佛有千鈞重。林海生每天從街道接的零活收工回來，顧不上洗一把臉，總要先湊到炕桌前，就著窗外最后一點天光，把那張紙從頭到尾再看一遍。其實上面的字他早就能背下來了，可那紅艷艷的公章，他怎么看都看不夠。

王桂香更是小心，每次擦拭炕桌，都繞著那紙走，生怕濺上一星半點的水漬。到了晚上，還要找塊干凈的紗布給蓋起來。

第四天一大早，天還沒大亮，林海生就起來了。他翻出從老家帶來的那件深藍色卡其布中山裝——這還是當年他被評為公社勞模時做的，只在最正式的場合穿過幾次。王桂香早已把衣服熨得平平整整，連每一個扣子都擦得锃亮。

“蘭子，”他系好最后一顆扣子，朝正在院里晾衣服的林曉蘭說，“今天……陪爹去辦手續。”

他的聲音有些發緊，帶著自己都沒察覺的懇求。

林曉蘭把最后一件衣服搭在繩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應得干脆：“哎！我換件衣裳就來。”

父女倆一前一后走出胡同。五月的晨風還帶著涼意，吹得林海生中山裝的下擺微微晃動。他手里緊緊攥著那個裝了所有證明文件的牛皮紙袋，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

文化局人事科的辦公室里，負責接待的干部很和氣，詳細講解著工資待遇、勞保福利。林海生端正地坐著，努力聽著每一個字，可那些“基本工資四十八塊五”、“每月副食補貼七元”之類的詞句，像是隔著一層膜，聽不真切。他的目光，不自覺地追著女兒的身影。

林曉蘭安靜地站在父親身側半步的位置，在干部停頓的間隙，適時地遞上補充的材料，用她那口已經帶著點兒京腔、卻仍保留著江南軟糯的普通話，詢問著關于糧油關系轉移、工會會員登記等細節。她問得條理清晰，連那位干部都忍不住多看了她兩眼，笑著對林海生說：“林師傅，您這女兒，比我們科里新來的辦事員還明白。”

林海生咧開嘴想笑，嘴角卻只是僵硬地牽動了一下。他的目光掃過這間窗明幾凈的辦公室，油漆味混合著紙張和墨水的氣息，與他記憶中長期充斥的礦洞里的煤塵味、老家伙身上的桐油味，是那樣的不同。他下意識地攥緊了手，卻碰到女兒悄悄塞過來的一條干凈手帕。

當那份五年期的勞動合同最后擺到他面前，需要他簽字按指印時，林海生的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顫抖。他深吸一口氣，用那雙握慣了刨鑿、布滿繭子和細微傷疤的大手，拿起那支沉重的鋼筆，幾乎是屏著呼吸，在那份關系著全家命運的文件上，一筆一劃，寫下了“林海生”三個字。每一個筆劃，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沾了紅色印泥的右手大拇指，被引導著，用力按在名字旁邊。那團紅色，在他眼中暈開，像一輪小小的、初升的太陽。

接下來的半個月，是馬不停蹄的奔波。林曉蘭幾乎放下了學校里所有不重要的事情，陪著父親穿梭于各個辦事機構之間。轉移組織關系，辦理入職登記，去指定醫院做入職體檢……每一步，她都陪在父親身邊，在他茫然或緊張時，輕輕扶一下他的胳膊，或者遞上一句恰到好處的提醒。

最關鍵的一天，是去區公安局辦理最終的落戶確認。那天早上，王桂香緊張得連早飯都沒吃好，反復檢查著林海生的衣著，又把所有材料清點了三遍。

公安局戶籍科的門口，排隊的人不少。等待的時候，林海生沉默地看著大廳里懸掛的國徽，眼神有些放空。林曉蘭則利用這個時間，最后一次仔細核對著手里厚厚一疊材料的順序。

當窗口工作人員叫到他們的號碼時，林海生猛地回神，腳步甚至有些踉蹌。林曉蘭穩穩地扶住他，一起走到窗口前。

所有材料被一份份遞進去，工作人員熟練地審查、蓋章。最后，那位面容嚴肅的女民警拿起那枚最關鍵的公章，在印泥盒里用力按了按，然后抬起手。

“咚——”

一聲清脆而沉重的響聲，回蕩在略顯嘈雜的大廳里，也重重地敲在林海生和林曉蘭的心上。紅色的印鑒，清晰地蓋在了新的戶口簿冊頁上。

“好了，林海生同志，”工作人員的語氣緩和了些，甚至帶上了一絲笑意，將嶄新的、深紅色封皮的戶口簿從窗口遞出來，“歡迎您正式成為北京市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