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衡的支持如同尚方寶劍，為試點掃清了制度障礙。縣委辦協調下，縣大數據管理中心抽調了兩名年輕技術員小周和小李，臨時支援信訪中心的系統搭建。然而，行政命令能調動人員，卻無法輕易彌合認知的鴻溝。

臨時辟出的小會議室成了簡易的“項目組”。白板上畫滿了沈墨梳理的信訪流程圖和數據關聯邏輯，但在小周和小李眼中，這些更像是抽象的藝術創作，而非清晰的技術需求。

“沈主任，”小周推了推眼鏡，指著白板上“問題定性-責任溯源-協同處置”的核心流程，語氣帶著技術人員的直率，“你這個流程太‘軟’了。‘問題定性’的標準是什么？由誰來判定？‘責任溯源’依據哪些字段進行關聯？數據庫里如果沒有預設這些字段怎么辦？還有‘協同處置’，這完全是一個線下流程，怎么用系統來規范和追蹤？”

旁邊的小李也補充道：“我們之前做的系統，大多是政務公開、信息查詢，數據字段固定，流程標準化。您這個……更像是把人的主觀判斷和工作經驗，強行塞進電腦里。很多判斷，比如這個‘爭議焦點歸納’，機器做不到啊。”

沈墨深吸一口氣，意識到問題所在。他習慣于從問題和結果反推流程，而技術人員則需要從數據和規則正推邏輯。兩者之間，隔著一道名為“業務理解”的深溝。

“我舉個例子，”沈墨拿起王德貴案的卷宗，“這個案子，核心是‘征地補償款拖欠’。在系統里，我們需要關聯的關鍵信息包括：征地項目名稱、實施主體（城投公司）、補償政策依據、資金預算來源、支付責任部門、歷史協調記錄，以及最終卡住的環節。系統需要能自動或半自動地提示這些關聯信息，幫助工作人員快速定位問題核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所有信息都散落在不同的紙面檔案和人的腦子里。”

他試圖將復雜的信訪邏輯，拆解成一個個可數據化的節點。

“所以，我們需要先建立一個基礎數據庫？”小李若有所思，“把涉及信訪的常見問題類型、相關政策法規、責任部門清單、甚至是一些歷史案例的解決方案，都做成結構化的數據？”

“沒錯！”沈墨肯定道，“先從最簡單的開始。比如，建立一個‘信訪事項要素庫’，將常見問題拆解成‘問題類型-涉及領域-可能涉及部門-關鍵政策依據’等幾個固定維度。再建立一個‘部門權責清單庫’，明確每個部門的核心職能和常見責任范圍。工作人員接到信訪件時，可以先通過選擇關鍵詞，由系統自動匹配出可能涉及的部門和政策，生成一個初步的‘處置建議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