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福王府內，是怎樣的光景呢？

李自成正全身心沉浸在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

“新順王”的冕旒雖已戴上，但登基大典的余熱未散，各種繁瑣的禮儀、封賞、以及最重要的——

下一步“北伐京師、直搗黃龍”的軍事部署，占據了他全部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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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滿腦子都是橫掃千軍、坐上北京龍椅的宏圖霸業，對于“工匠待遇”、“商稅減免”、“鑄新錢”這些瑣碎無比、且聽起來遙遙無期的“文縐縐”的事情，他本能地感到厭煩和不解。

在他看來，有了刀把子，什么東西搶不來？

何必費那個勁去慢慢生產？

而牛金星，這位“開國宰相”，正忙于鞏固自己的權位，忙于安排親信，忙于起草各種彰顯新朝氣象的文書告示，更忙于揣摩和迎合李自成那顆急于求成的心。

當他看到蘇俊朗這份洋洋灑灑、充滿“保護工匠”、“鼓勵商貿”字眼的奏章時，嘴角不禁撇起一絲譏誚的冷笑。

“迂腐！

書生之見！”

他將奏章隨手扔在堆積如山的文書最底層，對身旁的心腹嗤笑道，

“如今王業初創，正宜乘勝進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掃蕩寰宇！

蘇俊朗卻在此大談什么工商末技，緩不濟急！

等咱們拿下了北京城，整個天下都是陛下的，何愁沒有工匠商人來投？

何必此刻浪費精力于這些微末之事？

真是看不清大勢！”

在這對君臣眼中，蘇俊朗的奏章，完全是不合時宜的“書生之見”，是“緩不濟急”的空談。

他們追求的，是立竿見影的軍事勝利和權力擴張，是攻城掠地帶來的即時快感和巨大繳獲。

建設？

生產？

那太慢了，太麻煩了，遠不如掠奪來得直接痛快。

他們的思維，依然牢牢禁錮在“流寇”的邏輯里，從未真正想過如何經營一個可持續的政權。

幾天后，蘇俊朗通過隱秘渠道得知，他那份傾注了心血的奏章，連被李自成御覽的資格都沒有，便被牛金星以“瑣務冗雜，勿擾圣慮”為由，直接束之高閣，歸類于無關緊要的廢紙堆中。

得知這個消息時，蘇俊朗正站在熙熙攘攘卻又死氣沉沉的洛陽街市一角。

他并沒有感到太多的憤怒，反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冰涼和絕望。

最后一絲幻想，徹底破滅了。

他看著眼前混亂的景象：衣衫襤褸的百姓在空蕩蕩的米店前徘徊，幾個兵痞正在毆打一個試圖用劣錢買布的婦人，遠處傳來工匠鋪子被強行“征用”的呵斥聲……

這一切，都與他奏章中描繪的那個有序、生產、流通的圖景，形成了尖銳而殘酷的對比。

一種巨大的無力感，如同潮水般將他淹沒。

他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牛金星，而是整個建立在流寇邏輯上的政權機器。

這個機器的每一個齒輪，都浸透著掠奪的基因，根本沒有容納任何建設性、生產性思維的土壤。

他空有超越時代的見識和解決問題的藍圖，卻像是在對一塊冰冷的頑石布道。

“我錯了…”

他喃喃自語，聲音沙啞，帶著一絲苦澀的自嘲，

“我總以為，可以用知識和理性去引導，去改良…卻忘了，掠奪永遠比生產容易，破壞永遠比建設簡單。

他們的目光，被眼前的金銀和虛幻的王冠所蒙蔽，從未…從未真正看到過洛陽之后的日子。”

他想起了那句在后世耳熟能詳的話，此刻卻感到無比沉重和悲涼：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這個新生政權的根基，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建立在流沙和掠奪之上的，是爛的。”

他明白了，這個政權的經濟困境，絕非任何技術性方案所能解決。

這是基因里的缺陷，是命運注定的死結。

那無形的經濟絞索，正在一點點勒緊，而手握絞索另一端的人，卻還在狂歡舞蹈，對近在咫尺的窒息渾然不覺。

而這經濟的徹底崩潰，將為即將到來的、更大的災難——

比如一場在營養不良和衛生惡化中悄然滋生的瘟疫——

鋪平道路，屆時，這個政權將沒有任何資源和能力去應對。

蘇俊朗站在喧囂而絕望的街頭，仿佛一個孤獨的先知，預見了終將到來的毀滅，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歷史的車輪，朝著既定的深淵，轟然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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