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城的天空，仿佛被一層無形的、混合著塵土與絕望的灰霾所籠罩。

蘇俊朗提出的“軍管配給制”，在牛金星主導的文官系統那充滿私欲和怠惰的執行下，如同一劑藥力猛烈的虎狼之藥，非但未能疏通經絡、起死回生，反而加劇了機體的腐敗和混亂，最終淪為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和新的盤剝工具。

市面上的糧價在黑市與官價的雙重扭曲下愈發畸形，底層士兵和百姓領到的配給口糧不僅數量稀少，且多是霉變摻沙的劣物，怨氣如同地下奔涌的巖漿，在沉默中積蓄著爆發的能量。

站在軍工坊的了望臺上，蘇俊朗能清晰地感受到這座城池脈搏的紊亂與衰竭。

短暫的配給嘗試，如同給一個垂死的病人打了一針強心劑，短暫的痙攣過后，是更深沉的死寂。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任何形式的配給和管制，都只能是極端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絕非長久之策。

一個政權，尤其是一個志在奪取天下的政權，其生命力絕不在于能搶來多少、分掉多少，而在于能否創造財富，恢復生產，讓經濟的血脈重新流動起來。

“堵不如疏，掠不如生。”

這個簡單的道理，在后世是常識，在這個視掠奪為天經地義的亂世，卻近乎是天方夜譚。

但蘇俊朗沒有退路。

眼睜睜看著自己參與締造的這個新生政權，在經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坐視其走向內爆的結局，他做不到。

即便明知前路艱難，甚至可能再次自取其辱，他也必須發出最后的警告，獻上他認為唯一可行的正道。

他再次將自己關在密室之中，摒棄了所有急功近利的短期方案，轉而構思一份著眼于長遠、旨在恢復元氣、培育根基的經濟發展方略。

這一次，他不再僅僅針對糧食危機，而是試圖從更根本的層面，為大順政權勾勒出一條從“流寇”向“治國”轉型的艱難路徑。

燈火下，他鋪開紙張，筆墨飽蘸著沉重的心緒與微弱的希望，開始書寫。

這份奏章，他寫得格外用心，力求條理清晰，論證充分，將現代經濟管理的樸素思想，用這個時代能夠理解的語包裝起來。

奏章的核心，圍繞“鼓勵工商、恢復生產”展開，提出了三項具體建議：

“其一，保護工匠，恢復百業。”

他寫道，

“洛陽乃至河南，本為天下通衢，工巧繁盛。

然經戰亂，工匠或死或逃，百業凋零。

當務之急，須大力招撫、優待工匠。

可頒下王令，給予優秀匠人特殊待遇，免其徭役，賞其技藝，授以‘工師’之名號。

由王府出面，組織他們恢復陶瓷、紡織、冶煉、造紙等民生所需之產業。

初期或可由王府提供原料、包銷產品，待市場復蘇，再逐漸放開。

工匠有活路，則器物可成；

器物可成，則交換可興；

交換興，則市井活。”

“其二，鼓勵商貿，流通血脈。”

這是針對市場死寂的關鍵。

“須主動營造安全、有序的商貿環境。

公告周邊州縣，凡來洛陽交易之商賈，闖軍提供路途保護，入城減免部分市稅、關稅。

設立官辦市集，派兵維持秩序，嚴厲打擊欺行霸市、搶劫勒索之行徑。

允許民間開設店鋪，只要依法納稅，便予以保護。

商路通，則物資可聚；

物資聚，則物價可平；

物價平，則民心可安。”

“其三，整頓金融，重樹信譽。”

直面最棘手的貨幣問題。

“當前劣幣泛濫，信譽盡失，非雷霆手段不能整頓。

可嘗試由闖王府主導，發行新幣。

精選良銅，足斤足兩，鑄以精美紋樣，刻‘新順通寶’字樣，定為官方唯一合法貨幣。

以王府庫藏金銀或未來稅收為擔保，承諾足值兌換。

同時，嚴厲禁絕私鑄劣錢，限期收繳舊幣，按一定比例（哪怕較低）兌換新錢。

此舉雖初期艱難，耗費頗巨，然一旦新幣信譽建立，則金融可穩，市場可信，長遠之利，不可估量。”

他在奏章最后懇切地強調，這些措施見效雖慢，卻是“固本培元”之策，是真正擺脫“流寇”習氣、走向“王業”的基石。

與其耗盡庫存去支撐一場不知勝負的遠征，不如先扎扎實實經營好河洛根本之地。

寫罷，他長長舒了一口氣，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擔。

他將奏章密封好，這一次，他選擇了相對正規的渠道，通過王府的文書遞送系統呈報，希望能被鄭重對待。

然而，奏章送入銀安殿，便如同泥牛入海，再無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