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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小說網 > 詩酒趁年華:我靠文抄走上巔峰 > 第57章 策論民生,驚世之論

                第57章 策論民生,驚世之論

                江寧府貢院內,首場經義的肅殺之氣尚未完全散去,緊鑼密鼓的第二場策論便已悄然拉開帷幕。相較于首場對經義記誦與闡釋的極致苛求,策論更重考察學子通曉時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乃是真正甄別能否“經世致用”的關鍵。號舍之中,歷經首場刁難卻沉著應對的蕭景珩,此刻面色雖略顯疲憊,眸光卻愈發清亮銳利。他深知,這或許是他扭轉局勢、真正展現自身價值的戰場。

                考題由胥吏分發至各號舍。依舊是質地優良的官楮紙,朱砂欄格,墨色濃重。題目僅一字,卻重若千鈞——“富”。

                下方稍小字跡闡明要求:“試論富民之道。”

                簡意賅,卻包羅萬象,直指治國安邦之核心。如何使百姓富裕,國家強盛,乃歷代王朝孜孜以求之根本,亦是無數能臣賢士皓首窮經探究之課題。

                考場之內,頃刻間響起一片壓抑的吸氣聲與紙筆窸窣聲。多數學子略作沉吟,便紛紛提筆,遵循著千百年來的傳統思路,于草稿紙上勾勒綱要:無非是“重農抑商、勸課農桑、輕徭薄賦、禁絕奢靡”等儒家經典中反復強調的圭臬。文章結構亦多是先引圣賢之,再陳史實為證,最后歸于仁政德治,勸誡君王節儉愛民。此乃穩妥之道,縱無大功,亦難有大過。

                李卓于不遠處號舍,嘴角已泛起一絲成竹在胸的冷笑。此類題目,他早已與家中清客研討多次,腹稿爛熟,下筆如飛,辭藻華麗,引經據典,無非是強調農為本、商為末,需嚴防“舍本逐末”,致使民心渙散、國用空虛的大道理。

                然而,蕭景珩凝視著那個“富”字,腦中卻如電光石火般閃過無數念頭。重農抑商?輕徭薄賦?這些固然重要,卻絕非富民之道的全部,更非當下江南乃至天下積弊的根治之法。他想起了城外衣衫襤褸的農戶,即便豐年亦難有余糧;想起了城中雖行商賈卻備受歧視、步履維艱的小販;更想起了自家商行制作花露水、肥皂時,因工藝改進而帶來的效率提升與利潤增長……

                一個大膽乃至“離經叛道”的念頭在他心中瘋狂滋長。他決意跳出傳統框架,不再贅述那些盡人皆知的大道理,而是要結合自身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以及那些深藏于記憶碎片中的、超越時代的模糊認知,提出一套全然不同、具體而微的“新富民策”!

                風險極大!此等論,極易被斥為“重利輕義”、“妄改祖制”、“奇技淫巧”,甚至可能觸怒秉持傳統的考官。但機遇亦與之并存!若論證得當,能自圓其說,其震撼效果與實用價值,絕非那些陳詞濫調所能比擬。

                他深吸一口氣,目光決然,提筆于草稿紙上疾書綱要,不再有絲毫猶豫。

                開篇破題,他并未直接否定農業之重,而是先肯定“農為邦本,食乃民天”的共識,隨即筆鋒一轉:“然徒守舊制,不足以應今時之變;空重農,未必能解百姓之困。富國之途,非獨在五谷;富民之策,亦可通百工之利。”寥寥數語,先立后破,為后續論述留下空間。

                核心論述部分,他條分縷析,提出數條驚世駭俗之論:

                其一,“勸工獎藝,百業俱興”。他大膽為“工”與“商”正名:“夫工者,制器利民;商者,通有無于四方。二者皆可生財,非必為末作蠹蟲。”他建議官府應設立“勸工所”,鼓勵工匠改進技術,研發新物,他腦中浮現的是改進紡織機、水車等模糊概念,并對有貢獻者予以獎賞。同時,應適度保護商賈合法權益,使其能安心經營,而非層層盤剝,使其無利可圖,最終轉嫁成本于民。

                其二,“通衢達道,貨暢其流”。他著重強調交通與貿易之重要性:“若有豐饒之物產,困于深山,不得輸出,與無物同。”他建議由官府主導,修繕拓寬通往各地之官道、疏浚運河,降低運輸成本與風險。同時,可在邊境、要沖之地設立官督商辦的“互市場”,鼓勵與外地乃至海外進行貿易,以本地之余,換異地之缺,如此則賦稅之源自廣,百姓生計自寬。他甚至隱約提及“海貿之利巨萬”,需謹慎引導而非一味禁絕。

                其三,“因地制宜,特色生財”。他結合江寧府乃至江南實際,提出發展特色產業:“江南水鄉,非獨宜稻米,亦宜桑蠶、紡織、制茶、造紙……官府可引導百姓,依其地力所長,擇一二精專之業,形成規模,打出名號。如蘇杭之絲繡、景德之瓷器,皆因專精而享譽天下,利及一方。”此論已隱含些許“地域品牌”與“產業集聚”的雛形思想。

                其四,“藏富于民,稅賦有度”。他雖贊同輕徭薄賦,但論述角度更為深刻:“富民非僅不奪其時,不竭其力,更需使其有積累增殖之望與能。”他批評某些地方“苛捐雜稅多于牛毛,胥吏敲詐勝于虎狼”,建議朝廷簡化稅制、明定稅額、嚴懲貪墨,真正讓利于民,使百姓敢于積累,勇于擴大生產,而非僅求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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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五,“興教啟智,除弊革新”。他最后將富民與教化相聯系,觀點卻非同尋常:“民富而后知禮儀,然欲民富,亦需啟其智,破其愚。”他建議在扶持農業之余,可由官府或鄉紳出面,推廣一些確經驗證、能提高產量或抗災能力的新農具、新選種方法(他謹慎地未提具體名稱,只“仿效《農書》所載良法或民間智慧”),破除迷信保守,此亦為長遠富民之基。

                在論證過程中,他為了增強說服力,偽托記憶,巧妙地引入了一些“數據”與“實例”:“學生嘗聞,某郡專營漆器,其賦稅十之七八賴于此,民反較周邊純農郡縣富足;又聞某地修繕驛路后,往年滯銷之山貨得以出境,價增三倍,沿途村鎮皆受其惠……”這些例子虛實結合,聽來卻似確有其事,極大地增強了策論的可行性與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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