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博物館卷宗、虹口老里弄居民口述、抗戰史學者秦昊親筆認證、甚至杜姐提供的三十年代女性內衣縫線工藝每一處細節都被扒出來驗證,全部吻合。
更可怕的是——這些內容,在劇本初稿中就已存在。
早于任何史料查證,早于顧問介入,早于劇組籌備。
就像有人真的經歷過。
獨立影評人程墨坐在咖啡館角落,盯著電腦屏幕,眉頭緊鎖。
他已經連續七天追蹤《孤島1943》的所有公開資料。
作為業內最敏銳的觀察者之一,他察覺到了一絲詭異的氣息。
“這不是編劇能寫出來的。”他在筆記中寫道,“這是某種‘復現’。”
他調出第三集許昭陽被捕場景的時間軸,對比上海公安志記載的檔案記錄——時間、地點、破門方式、煙熏時長,完全一致。
他又翻出一段未公開的采訪錄音,是杜姐講的:“我記得小時候聽鄰居講,有個地下黨被抓那天,家里小孩還穿著他縫補過的藍布衫,領口用了暗線繡了個‘陽’字”
程墨猛地抬頭。
因為在《孤島1943》第一集,許昭陽送女兒上學時,鏡頭特寫了她衣領內側一道細密針腳,隱約可見一個“陽”字。
這個細節,全劇只出現三秒,連彈幕都沒人注意到。
但它是存在的。
而且根本不可能通過常規調研獲得——因為那位“鄰居”已于五年前去世,相關口述從未錄入地方志。
他脊背發涼。
手指緩緩敲下一行標題草稿:
《〈孤島1943〉背后:一場不屬于這個時代的記憶》
攝影棚內,清晨六點。
老吳正在調試膠片機,嘴里叼著半截煙:“數碼干凈得像假的,只有膠片才留得住魂。”
林小滿抱著硬盤路過,聽見這話笑了笑。
她順手打開素材備份庫,準備歸檔舊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