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口閉口都是引經據典，《周禮》《論語》信手拈來，三兩語就把嶺北的取舍拔高到“三代之治”、“圣人教誨”的層面。

他不說嶺北苦寒難守，只說“邦外侯服”不該納入王畿，暗合《周禮》的分封古制；不提經營耗費錢糧，只講“近者悅，遠者來”，搬出孔子的教化之道。

每一句話都貼著“經義”的標簽，看似句句在理，實則用千年不變的古訓框定現實的利弊。

你若反駁，便是質疑圣人之，便是背離祖宗法度，硬生生把一場關于戰略利弊的爭論，變成了對“圣賢之道”的是否恪守的拷問。

這般以經義為盾，以古訓為矛的論辯手段，確實是尋常官員比不了的，也難怪能以狀元之身躋身禮部，單論引經據典的功夫，朝堂上怕是沒幾人能及。

兩人話音剛落，立刻有十余位文臣出列附和，一時間奉天殿內議論紛紛，聲浪此起彼伏。

“詹大人所極是！”一位身著青色官袍的戶部主事搶著開口，手里還攥著半本賬冊，“去年往嶺北調糧，光駱駝就累死了三百多頭，過戈壁時被風沙埋了的糧車足有二十輛，損耗過半，實在不值！這些糧要是留在關內，能多賑濟三個縣的災民！”

緊接著，翰林院的一位編修也上前附和，臉上帶著幾分書生氣的固執：“任大人說得在理，那地方連麥子都種不活，頂多長些青稞、燕麥，哪里比得上江南的水田？百姓去了無田可耕，學子去了無書可授，留著何用？難道要讓我大明的讀書人跟著牧民學牧馬不成？”

更有幾位來自山西、陜西的地方官，想起往年護送糧草去邊地的苦處，也忍不住出聲：“依臣看，不如撤了嶺北駐軍，就在長城沿線設幾個互市關口，讓蒙古人帶著馬匹皮毛來換茶葉布匹，既省了運糧的銀子，又能免了刀兵之禍，豈不是好？真要打起來，受損的還不是邊境的百姓？”

“就是就是，”人群里又響起附和聲，“嶺北離京師太遠，真出了亂子，等消息傳到朝廷，再調兵過去，黃瓜菜都涼了！與其勞民傷財守著，不如守好長城以內的疆土，安穩度日才是正理。”

這些文臣你一我一語，句句不離“損耗”、“無用”、“安穩”，仿佛嶺北真是塊燙手山芋，不趕緊扔掉就要引火燒身。

他們中有的是真覺得經營嶺北得不償失，有的則是受了詹徽、任亨泰的影響，覺得跟著士紳集團的步調走準沒錯，更有甚者，心里早算好了賬——省下的錢糧若能挪到自己分管的差事上，或是惠及家鄉的士族，才是實實在在的好處。

事實上，這些士紳縉紳反對建設嶺北的真正原因，終究還是落在“利”字上——嶺北貧瘠不能耕種，對他們而便是毫無用處的廢地。

士紳階層的根基在于土地，財富來自田租，權勢依托于對農耕資源的掌控。

他們畢生鉆營的，無非是兼并良田、擴大佃戶，靠著“耕讀傳家”的名頭鞏固地位。

可嶺北廣袤無垠的草原戈壁，既種不出稻麥桑麻，也開不了阡陌田壟，連最基本的地租都收不上來。

即便朝廷將那里的土地分封給他們，也只能眼睜睜看著草場荒蕪，收不到半粒糧食、半文租銀。

對這群視土地為命脈的人來說，不能耕種的土地，縱有萬里之廣，也與荒漠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