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轉頭看向任亨泰，語氣更沉：“任大人引《周禮》‘邦外侯服’之說，勸陛下棄嶺北，敢問大人，《周禮》亦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語，難道草原牧民就不是大明子民？他們不懂教化，正因朝廷未曾深入，若因‘不可耕種’便棄之，與當年秦始皇修長城隔絕胡漢，有何區別？”

“至于‘無田可種’，”他話鋒一轉，聲音朗朗，“我已派人查過，嶺北河谷可種青稞、燕麥，去年軍屯畝產三石，足夠駐軍自足。士紳若去，可經營商棧、掌管榷場，難道非得靠種地才能獲利？任大人身為狀元，只知‘耕讀’，不知‘通商’，莫非忘了，我大明的茶葉、絲綢，在西域能換十匹戰馬？”

任亨泰臉頰漲得通紅，像被潑了一盆熱水，從顴骨一直燒到額角。

他原本在腹中備好的《詩經》《尚書》里的句子，那些準備用來駁斥“舍本逐末”的經義，此刻全被堵在喉嚨里，像被什么東西死死噎住，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他從未想過，這個素來被朝臣看作“熟知兵事”的胖皇孫，竟對嶺北的情形如此了解——連河谷能種青稞、軍屯畝產三石這樣的細節都了如指掌，仿佛親自去過那片草原戈壁一般。

自己引經據典說了半天“邦外不宜經營”，卻被對方用實打實的實地見聞和數據砸得粉碎，所謂的“經義治國”，在這些具體的民生、軍務面前，竟顯得如此空洞無力。

他撫著胡須的手微微發顫，先前那份以“圣人之徒”自居的從容蕩然無存，只剩下被戳破論調后的窘迫——原來自己引以為傲的學識，在真正的軍國要務面前，竟這般不堪一擊。

“還有諸位大人，”朱高熾環視群臣，目光銳利，“你們說嶺北苦寒，無人愿去，我已奏請陛下，凡愿往嶺北任職者，官升一級，祿加一倍，三年期滿回京優先擢升。陜西、山西的生員，耐得住風寒，熟悉邊情，已有百余人報名。你們不愿去，自有人愿去建功立業，難道大明的官員，只剩下計較田產的士紳了？”

這話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扇在那些先前附和的文臣臉上。

他們中有的是真心認同詹、任二人的論調，有的則是見風使舵想渾水摸魚，此刻被朱高熾點破“只知計較田產”的心思，頓時個個如芒在背。

有人羞愧地低下頭，盯著自己的朝靴尖；有人慌忙側目看向殿柱，假裝沒聽見那話里的鋒芒；更有幾個臉皮薄的，耳根子都紅透了，再無人敢輕易出聲附和。

整個奉天殿內，只剩下香爐里飄出的青煙無聲盤旋。

詹徽、任亨泰更是面紅耳赤，像是被人當眾剝了體面的外衣。

詹徽手里的賬冊幾乎要被捏爛，任亨泰撫著胡須的手指僵在半空，兩人嘴唇都在哆嗦，卻一個字也反駁不出來——朱高熾的話句句在理，既算清了每年節省的軍費、新增的商稅這筆經濟賬，又點明了將防線推至漠北、斷絕蒙古襲擾的戰略賬，最狠的是，不動聲色便點破了他們“因嶺北無田可種、無利可圖才反對”的私利心思，讓他們再無轉圜余地。

老朱坐在龍椅上，眼角的皺紋微微舒展，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覺的笑意。

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讓這群只知守著自家田宅的文臣看看，什么叫眼光，什么叫格局；讓他們知道，這大明的江山，不是靠幾本圣賢書就能守住的，更要靠實打實的籌謀與擔當。

朱高熾今日這番話，既敲醒了糊涂人，也立住了自個兒的威，比他親自拍案怒斥要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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