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情形是，治河狀況復雜化，從之前的黃河、運河問題發展為治黃、治運、治淮、護陵問題重疊交錯，治河難度空前加大。這也是嘉靖對于嚴嵩和徐階推薦的人選不夠滿意的原因之一，一干經年治河的臣子都搞不定的問題，倉促之間選擇一個從未管過河工的官員，就能治好河嗎？

嘉靖這時候問道：“河工乃是工部該管，吳鵬你怎么說？”

吳鵬是在坐的臣子中唯一管過河工的，吳鵬之前就擔任過總督河漕，對于河工還是了解的，見嘉靖發問，吳鵬趕緊說道：“回陛下，河工之難，首在淮泗，淮泗水相迫泗州，祖陵在焉，河決而南則逼祖陵，抑而北則妨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順之則水直泄而漕竭，逆而堤之則此塞彼決而漫散為禍，蓋百四十余年智臣謀士，彼善于此者則有之，未有能使橫流奠安，永為百世之畫者也。”

吳鵬算是說明了現在治河的難點，黃河南決則危及祖陵，北決則妨礙運道，向東易造成清口之淤，順流而下則運河無法借水通行，筑堤障之則隨塞隨決，各方限制之下，治河陷入窘境。在此情況下，治河官員議論紛紛，爭執不下，治河行動受到阻礙。誰也拿不出一個能夠兩全其美的辦法來。

現在這個事情確實是極為棘手的，現在朝廷的主要觀點有兩個即借黃行運和避黃行運，一些官員認為，要擺脫黃河水患對漕運的制約，必須另辟運道，避黃行運，這樣的話，才能一勞永逸的避免朝廷陷入護陵和保漕河兩難境地中，一派官員認為，開挖新河勞民傷財，難度較大，重點還是回歸黃河治理，治黃即治運。

兩派官員互相攻訐，誰也說服不了誰，治河官員既要保證漕運暢通，又要維護陵寢安危，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能動性和全局觀，使治河陷入政治、經濟兩大掣肘中。

吳鵬不禁感嘆道：“陛下，今者絕河之中道，則河窮；又使之北避運，則河又窮；又使之南而遠避祖陵，則河又益窮。河所由者，舍徐邳間三道安往哉？水窮則溢，何得不累歲決也。”

河工、陵寢、漕運三者攪在一起，任誰都難以辦理，從弘治到現在的短短六十年間，就換了四十個總督河漕或者總理河道，平均在任一年半，河工繁復，短期難見成效，主事官員頻繁更換，極大地影響治河效率，也容易產生互相推諉的現象。

這下輪到嘉靖頭大了，黃河決口，危及運河，這是必須要馬上處理的事情，而陵寢也是必須要保的，對于嘉靖而，這兩點都是不可放棄的，如何處理，實在是難以決斷。

嘉靖有心將此事下部議，由群臣商量，但是嘉靖也是深知大明這些官員的尿性的，一旦他們開始為此撕逼起來，那就很有可能曠日持久，久拖不決的，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趕緊恢復漕運，將漕糧運到京師來，否則來年怎么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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