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朝廷心目中，余鹽起碼還是能夠收到部分鹽稅的，起碼比私鹽好多了，至少朝廷還是收到部分余鹽銀的，而朝廷也想通過這種方式打擊私鹽。

朱載坖對于王國光的辦法并不是很滿意，因為朱載坖很清楚，這些辦法只能暫時緩解鹽政的問題，并不能解決正鹽不行的問題。私鹽的泛濫直接導致了官鹽銷量的減少，而商人、灶戶們為獲取利益，肯定是要保證余鹽和私鹽，而不是正鹽。鹽場的正鹽產量不足，手持鹽引，向朝廷繳納了鹽稅的商人卻拿不到鹽，商人無鹽可支，朝廷發出的鹽引成為一張廢紙。

這樣的情況下，朱載坖遑論去恢復開中法，就是朝廷的鹽引恐怕也保不住了。所以自嘉靖以來，對于鹽法的各種改革，都不敢觸碰這個問題，而是僅僅在不斷的增加余鹽和余鹽銀商做功夫，想一次保證朝廷收入的穩定。

面對朱載坖想要恢復開中法的雄心，王國光問道：“殿下，開中之法，在于鹽引能到場支鹽，官鹽才能行銷，而現在十引能夠支到一引鹽就不錯了，想要再回復開中，難于上青天啊！濫發鹽引，到如今已經很難收拾了。”

朱載坖知道王國光說的是什么，權貴占窩霸引是鹽引支鹽困難的最主要原因，而造成這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大明的皇帝們身上。那些擁有特權的貴戚官僚得以利用權勢壟斷鹽利，霸占了獲得鹽引的特權，史稱“占窩”。

他們不但利用自己的權勢，獲取了大量的鹽引，還利用自己的權力，搶先支鹽。他們還經常向皇帝奏討鹽引，皇帝給賜，每次少則千引，多則數萬。例如，成化十五年，憲宗賜給萬貴妃的兄弟萬通準鹽五千引；十六年，賜給淳皇后母段氏兩淮官鹽二萬引。

不僅如此，商人中鹽的數額有限制，不許過三千引，而權貴占討，或五萬、十萬，至二十萬引并無限制。于是，開中鹽引大多被朝中權貴所把持。待到支鹽之時，權貴們又會利用權勢囑管鹽官攙越關支，不拘年次，本場無鹽，輒易他所，三倍加支。

鹽場的產量是一定的，而權貴們總是能找到辦法搶先支到官鹽，而普通的商人即使守支多年也難以得到鹽。這樣就導致了大量的開中商人破產，沒有了這些開中商人，這開中法自然就推行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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