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轉移注意力，我深呼吸一口，捅了捅正在用含糊不清的法語念著某種經文的rené：

“哎，rené,瀝川的病，你再講詳細點。”

他回過神來，反問：“剛才那些，你聽了還不夠？還不怕？”

“不夠。你說了一大堆術語，我對付著聽了個半懂。”我說，“這么說，瀝川的腿，不是因為車禍？”

“是車禍發現的。”rené說，“那年瀝川的媽媽開車帶他去買東西，半道上出了車禍。他媽媽死掉了，他的大腿受了輕傷，可是好久也不好，還痛得要命，接著就查出了骨癌。惡性的。當時醫生說，情況太嚴重，就算做手術也沒什么機會。于是就進行了保守的化療。”

“……”

“那時，大家都以為alex只有幾個月的活頭了，一家人傷心得要命。想不到化療之后，運氣不錯，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轉。于是他父親就帶他到美國去看一位名醫。那位名醫認為還有機會做一個大膽的手術嘗試。于是，alex做了高位截肢。手術之后繼續化療，恢復得很好。有整整八年沒有復發。在這些年中，連醫生都告訴我們，alex的癌癥已經根治。雖然走路不方便，可是，他可以像一個常人那樣生活，不必成天擔心死神的降臨了。”

瞬時間，故事所有環節在我的記憶中一環一環的扣上了：“六年前，瀝川突然離開我，是不是因為他的健康再次惡化？”

rené點頭：“瀝川每半年都會回醫院做例行的檢查。那一年回瑞士，他被查出癌癥轉移到了肺部。你知道，骨癌肺轉移的成活率非常低。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他說，你當時正在熱戀之中，只有十七歲，不忍心告訴你，怕你傷心。他更不想讓你看見他受苦的樣子，寧愿你恨他一輩子。所以，他下定決心離開你。”

我咬著牙，不讓自己抽泣出聲：“那他……那五年……是不是過得很苦？”

rené嘆了一口氣，點點頭：“醫生對轉移的病灶進行了肺葉切除，之后他經過了整整三年的化療。人瘦得脫了形，頭發也掉光了，非常虛弱，連站起來力氣都沒有。說真的，他的樣子完全變了，就算你見了，也不會認得他。化療的副作用很可怕，此外，他還有骨痛和幻肢痛，有幾次，實在太痛苦，他想一死了之，卻又怕他父親和爺爺奶奶們傷心。總之……那三年，若不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來的。”

不知不覺，我的臉上滿是淚水：“那他為什么不給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勸勸他，陪他說說話，替他寬寬心也好啊！”

“alex下了決心的事，是不會改變的。”rené嘆道：“alex的意志無比堅強，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癥斗爭那么多年。安妮，你做好準備，等會兒他醒了，知道你已經了解了一切，他還是不會改變主意，還是會要你走。”

我看著rené，吸了一口氣，繼續問：“rené，什么是mds？”

“myelodysplasticsyndrome（譯：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癥）。”他說，“是一種造血細胞異常增生分化所導致的造血功能障礙。我不知道中文應當怎么翻譯。”

“造血功能障礙？”我還是不懂。

“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非常難治的貧血癥。可能是由于alex的長期化療引起的。這種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會轉變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別低，生活需要特別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導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瀝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之后，像發了瘋似地罵他。

“因此瀝川每天都要吃藥？吃那些讓他嘔吐的藥？”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種藥，防止骨質疏松。因為骨癌和化療使他的骨質產生了變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飯前三十分鐘他還要空腹吃下另一種藥，排鐵。”

我覺得rené對這些術語的了解，只怕已讓醫學院的學生們羞愧了。

“排鐵？為什么要排鐵？”

“為了治療mds，alex需要定期輸血。長期輸血會導致體內的鐵超負荷。為了防止鐵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鐵劑。這種藥叫作deferasirox，對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惡心、嘔吐。”他再次嘆氣，“alex特別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為你有暈血癥，而他，動不動就要去驗血、輸血，嚴重的時候每周一次。”

“就沒有一種可以完全根治的辦法嗎？”我著急地問，想起以前看過的各種悲情電視劇，《血疑》之類，“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嗎？”

“骨髓移植講究的是hla的位點配型。霽川很愿意捐獻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適。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經申請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問累了，rené眼觀鼻，鼻觀心，專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單上簽了字。看見一位六十歲左右的男人，滿頭銀發，匆匆向急救室走來，邊走邊穿白大褂。rené站起來，向他迎了過去：“dr.gong！”

那人似曾相識，仔細再看時，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幾年前和瀝川在咖啡館里喝咖啡的老人，我還記得瀝川叫他龔先生。

那人站住，沖我點了一個頭，對rené直接說英語：“怎么樣？正在搶救？”

“嗯，”rené說，“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嗎？”

“可能是。這一段時間他咳嗽得很厲害，我讓他去醫院，他不肯，還沖我發火。估計是心情不好。”

“我先進去看看再說。”說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問rené這人是誰。

“哦，他是協和醫院的龔啟弦教授，著名的腫瘤專家。是瀝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瀝川的父親在中國心臟病發作，龔教授曾救過他的命。所以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剛才你給我打電話之后，我立即給他打了一個電話，讓他過來一下。他對瀝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說著，急救室的門忽然打開了，龔啟弦走了出來。

我和rené同時從椅子上跳起來：“怎么樣？”

“情況暫時穩定。已經把他送進icu繼續觀察。目前瀝川靠呼吸機維持呼吸，靠升壓藥維持血壓。為了上呼吸機，我們用了鎮靜劑，所以他還是不省人事。——這回幸虧送來的及時，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換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經過一道道嚴格的消毒程序，一起進入icu病房。果然和我夢見的一樣，瀝川半躺著，臉色蒼白，雙目緊閉，全身上下，插滿管子。

“你們可以在旁邊陪伴，不過，不要動他，也不要碰他。會有專門的護士來護理。我建議你們坐一會兒就走，明天再來。反正不撤掉呼吸機，他不會清醒，你們也幫不上任何的忙。”他指著一旁的兩個沙發，示意我們坐下，“我還有一個病人在二樓，過會兒再來，有急事給我打電話。”

大家都松了一口氣，rené看著我的腿，終于問：“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車禍。骨折。瀝川沒有告訴你，是嗎？”

“沒有。”rené說，“難怪他這段時間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藥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發呆，整晚整晚地不說話。后來我要讀資料就沒再陪他，他經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嘆息，“他的心很苦，——他太會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許有一位陪客，rené對我說：“你的傷沒完全好，不如我們都回去，明天早上再來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這里呆一會兒。每次見到瀝川，瀝川都讓我走。現在，讓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瀝川的身邊，一直坐到天亮。其實，我沒什么可擔心的。護士每隔十分鐘過來看他一次，檢查輸液和排尿的情況。每隔三個小時，灌一次鼻飼。每隔兩個小時，還會替他翻一次身。瀝川的嘴半閉著，一根四十厘米長的軟管從口腔一直插到氣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機的支持下，緩緩起伏。我看見一個醫生走進來，檢查了他的情況，又將另一根幾乎同樣長短的軟管插進去，定期吸痰。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瀝川看似毫無知覺。他只是靜靜地躺著，肌膚蒼白得近乎透明，甚至發出幽幽的藍光。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我才意識到，藍光其實來自于呼吸機上的顯示器，上面的字數不斷地跳動著，很生動、很歡快，好像某個動畫片。這一夜，我的眼睛幾乎是一眨不眨地看著瀝川。看著他蠟像般地躺著、生命的跡象仿佛消失了一樣。我忍不住每隔一個小時，用戴著手套的手輕輕地摸摸他的頭發，又摸摸他的臉，以確信他還好好地活著。

早上五點，那個龔醫生進來了，對我說：“你還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點東西。二樓有餐廳。”

我對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餓。”

從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機器。我仔細聆聽呼吸機的聲音，懷疑它會出故障，不再供給瀝川氧氣。又懷疑那個四十厘米的軟管會不會被堵住，讓瀝川窒息。我觀察點滴的數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鳴器一響，我都以第一速度沖向護士，弄得她們有點煩我……

瀝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壓才開始穩定，醫生撤掉了升壓藥。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轉，撤掉了呼吸機，鎮靜劑一停，瀝川很快就蘇醒了。可是他一時還不怎么能說話。看見了我，指尖微動，我緊緊地握住他。

陪了瀝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飯、上廁所，我沒離開過icu，每天睡不到三個小時，都是在沙發上打盹。rené白天過來看我，覺得我不可理喻。他說瀝川在瑞士一切都有護士，家里人和親戚不過是輪流地去看他，陪他說說話什么的。大家都很忙，瀝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飯，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沒有誰像我這樣，不分晝夜、寸步不離地守在床前。他說我純粹是瞎操心、浪費時間。

“咱這叫‘中國式關心’，你懂嗎？”我搶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來看你。我覺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調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