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揖見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權重，儀制煊赫，三衙見宰相，須執禮甚恭，《文獻通考》卷58《職官十二》引沈括《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但宰相也要以禮相還，如仁宗朝王曾為相，“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勛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勛穿泥鞹直登階，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7]（卷1o3）楊崇勛雖不得預坐，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禮”即通常情況下宰相是要給三衙設坐的。
6.借官馬。三衙皆可借官馬，罷職后也可繼續留用。仁宗慶歷年間以前的制度是“舊制：凡管軍皆借馬五匹，至罷，猶借留”，慶歷八年遂：“詔群牧司，自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落管軍，各賜所借馬三匹，殿前、馬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匹；軍都指揮使一匹。”[7]（卷165）
7.得親兵牙隊。宋太祖乾德四年，開始嚴令殿前、侍衛諸軍帥及邊防監護使臣不得選軍中驍勇者自為牙隊。宋夏戰爭爆后，這一政策有所松動，神宗朝就具體規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選派軍兵為親兵牙隊。如元豐四年當于熙河統兵的宦官李憲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揮，為臣親兵”時，宋神宗即親筆批復予以駁回，并說明：“所乞親兵牙隊，至管軍方許，可札與李憲令知。”[7]（卷313）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節度使者，經郊祀后可以與現任宰相、樞密院長官一樣追封三代祖先為官。如太宗朝劉廷翰為殿前都指揮使，“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為撰名親書賜之”。[1o]（《劉廷翰傳》）神宗元豐初年，賈逵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1o]（《賈逵傳》）
9.喪儀。北宋對三衙將帥喪儀的制度，包括：皇帝輟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蔚昭敏卒，贈侍中。故事，罷朝一日，詔特罷二日”。[7]（卷1o2）皇帝還時常親臨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節度使盧政卒。輟視朝，臨奠之，贈開府儀同三司”。[7]（卷315）追贈官職，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質、賈逵皆贈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揮使多得贈開府儀同三司，劉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節度使者，又可得謚號，如“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節度使彭睿卒……法當得謚”。[7]（卷1o6）蔭補子弟為官，如：“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秦鳳等路副總管向寶卒，推恩外又許其家陳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屬還可以借官宅操辦喪事，如神宗朝規定：“詔任管軍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死，許借空閑官宅居止，毋過三十楹，服闋還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變化
應該著重說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經歷有一個由低趨高的動態變化過程，如歐陽修《歸田錄》卷1記載：“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座，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歷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南宋大學者朱熹對此事的解釋“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稱一語破的。
大致說來，在陳橋兵變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前，三衙地位顯赫，石守信、王審琦等“官爵階勛并從等，酬其翊戴之勛也”，[7]（卷1）為眾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釋兵權”之后及太宗、真宗兩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劇地下降趨勢。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歐陽修所談到的“寶元、康定之間”，一方面是“重文輕武”的政策達到，所謂“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恥”。[12]（卷59《議戰》）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質也降至谷底，如有學者已經指出：“長期倍受壓制和歧視，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將隊伍素質更進一步下降的后果，遂產生了一批怯懦無能、品行低劣的將帥。”[13]在兩者的綜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點。然而，從慶歷三年“慶歷新政”開始，也就是歐陽修“余作舍人”之時，鑒于宋夏戰爭中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北宋“重文輕武”的國策逐漸向“重文但不輕武”輕變，而隨著狄青等一大批抗擊西夏的功臣進入三衙，三衙的素質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勢。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歐陽修任翰林學士及再入為執政時，業已表現出了明顯的提高，即所謂“三衙漸重”。
此后，除元祐舊黨執政的少數時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諸帝皆有志于對外用兵，尊寵將帥在所難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續上升。如神宗朝熙寧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揮使郝質等：往軍器監與權判監劉奉世等會議軍器。上批：“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寺監小官，豈可呼召使赴期會？尊卑倒置，理勢不順，自今止令移文定議。”[7]（卷274）宋人評論此事說：“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于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達到了“為極品之官”[14]（卷192）的。像政和四年六月，中書舍人陳邦光即曰：“管軍為武臣極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為次等，欲望特詔有司參酌正。”遂詔送禮制局，“本局取到管軍臣僚稱呼等階，今定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留后之上，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在正任團練使之上。從之”。[4]（職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將帥，不能參政。”[8](p552)限制武將，尤其是以三衙為主的高級武將的參政權，是北宋一以貫之的基本國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語（石）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1o]（《梁周翰傳》）宋太宗更是明確宣布云：“自梁、晉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輩，假使李廣復生，亦無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從總體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揮的作用不是很大。
當然，限制將帥的參政權，也不能理解成絕對不允許參政。其實，三衙對朝政表個人意見在北宋也并非少數，如仁宗時即規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別陳利見，即關報閤門，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張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時建玉清宮，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1o]（《張耆傳》）楊崇勛，“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1o]（《楊崇勛傳》）仁宗朝的郭承祐，“好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15]（《郭承祐傳》）等等。
更為關鍵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過程當中，三衙往往也比較活躍，揮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韓琦為“定策元勛”，但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協助宰相韓琦，對穩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動亦功不可沒。
李璋，是仁宗親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實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傳》記載：“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英宗即位，時局果有不安之勢，一則英宗以外藩入繼，皇室內部覬覦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爭？”[7]（卷198注引《直筆》）北海郡王趙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屬，心不平”，公開揚：“豈有團練使（指英宗）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輩，所謂“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則軍兵貪財希賞，“時禁衛或相告，乾興故事（仁宗即位），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眾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為”，[7]（卷198）軍心浮動。
在這政治敏感時期，李璋沒有辜負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時，進一步確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實為李璋）扣殿階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被面，覆以帽子。質（璋）徐縉笏拂開，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注：《長編》卷198嘉祐八年四月李燾注引蔡氏《直筆》，并考證說：“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蓋誤。”故據之改屬李璋事。）二是否決了執政增加京城防備的擬議，史稱：“帝（仁宗）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1o]（《李璋傳》）三是痛責驕兵，及時地穩定了軍心，“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其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眾乃定”。對此，當時人就有將其與韓琦并列的高度評價，“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筆》）
第二，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與宰相蔡確等人合作，為確保哲宗順利繼承皇位揮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際，有所謂高太后“有廢立之謀”（即以雍王趙顥取代哲宗）和蔡確等擁戴哲宗有“元豐受遺定策殊勛”的政治疑案出現。在日后的元祐、紹圣新、舊黨爭中，新黨皆主此說，舊黨則力辨其誣，至有《新錄辨誣》、邵伯溫《辨誣》之作。由于神宗、哲宗兩朝《國史》、《實錄》已經雙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歷史真相十分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圍繞著哲宗即位，當時政見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確實有過激烈的斗爭，結果是以哲宗上臺但由高太后攝政，雙方暫時妥協而告一段落。對此，鄧廣銘、漆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變法》諸名著中已有初步闡述，筆者擬在其基礎之上另文再詳細考證，這里僅概述結論，并著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在其中的作用。
簡單地說，高太后反對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實由來已久，而雍王趙顥不僅是她的愛子，兩人在反對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聯手向神宗難，逼其罷免王安石。據《邵氏聞見錄》卷3記載：“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興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趙顥）至太皇太后宮（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于外，歲余復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至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神宗所“汝自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趙德昭自殺之語，可見對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彌留之際，趙顥先是倡由高太后攝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顥乃邀于廊曰：‘上疾急，軍國事當請皇太后垂簾。’輔臣愕不對”；后在高太后的默許下謀位之心日益膨脹，像“太子未建，中外洶洶。皇弟雍王顥問疾，輒穿帳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宮嬙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顥無復忌憚”、“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荊王頵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數留禁中，頵屢牽臂引出”[7]（卷352李燾注）等一類記載雖出于新黨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這種形勢下，哲宗能否得繼父位就成了一個疑問，宋神宗有鑒于此，于是有托孤于蔡確、燕達兩人之舉，史稱：“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勤諭確協力早定。”蔡確，時任相，神宗對他的評價是：“群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7]（卷352李燾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為其輔助，用意當然是希望以軍力為蔡確后盾。
燕達，時任殿前副都指揮使，是宋神宗親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將領，“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1o]（《燕達傳》）他對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儲前夕，待蔡確派其弟蔡碩轉達神宗、蔡確之意后，當即表示：“愿盡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確）。”[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對高太后、趙顥等形成了較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方接受了立哲宗為太子、由高太后攝政的折衷方案。能夠爭取到這一結果，對神宗為的變法派來說，在當時不利的條件下，已經是比較好的選擇了。
燕達不僅于立哲宗為太子時以武力協助了宰相蔡確，在哲宗登基前后，為防萬一，他還不顧忌諱，上奏要求親自率領全副武裝的六十名中下級軍官守在皇宮內東門外。史書記載：“逮神考升遐，宿衛于內東門。百官朝哺臨，由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由內東門入。（燕）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奸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當，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眾先，之茍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嘆之。”[7]（卷353注）在燕達的請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許燕達領軍校日夜于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注：如《長編》卷353元豐八年三月李燾注引《密記》曰：“三月五日燕達奏，差殿前指揮使六十人赴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奉旨依。”并考證說：“惟燕達乞守宿內東門外，前此未有也。……應是達創有陳請，非舊例也。”可見是舉確實出自燕達一己之議。）燕達是舉，意在防范由內東門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對哲宗不利者，對哲宗順利即位顯然意義非輕。從這個角度上講，神宗認為他“忠實可任”確屬知人善任。
第三，步軍都虞候（注：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何灌時為殿帥，但《宋史》本傳無載，又當時有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何氏此時職務據《宋史》本傳實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尋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何灌于徽、欽內禪之際，以武力為后盾，震懾了鄆王趙楷的搶位企圖。何灌，開封人，以善射著稱，積軍功于徽宗末年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徽、欽內禪之際，他領兵入衛。當時正是金軍南下北宋國勢艱難，北宋皇族本應同心協力，共赴國難，但由于徽宗、欽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寵愛三子鄆王趙楷，已萌廢立之意，據時人胡寅說：“淵圣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耿）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裝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16]（卷27）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禪位時，趙楷不顧大局，在宦官們的慫恿下，仍試圖搶位，《宋史何灌傳》記載：“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宋人筆記中對此事更有詳細描述，如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曰：“宣和末，祐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幸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灌以殿帥守禁衛，仗劍拒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灌指劍以示曰：‘灌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趨欽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為粉碎趙楷等搶位企圖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綜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過程中確實揮有比較重要的作用，這也并不奇怪，因為在古代專制主義政體之下，皇位新舊更迭往往是各種勢力競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時期，北宋盡管重之輕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軍將帥，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揮使，作為直接握有京城禁軍兵權的強有力人物，他們的地位自然舉足輕重。
不過，北宋三衙參預皇位更替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即有節、有利。有節，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為的文臣控制之下揮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樣作為一個單獨的集團出現，而且時常表現為能主動同宰相等文官執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雖然是三衙將帥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在北宋卻幾乎一次也沒有生，他們主要是作為一種軍事威懾力量輔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將帥對皇位繼承的適當干預，多數情況下對穩定政局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時的李璋、哲宗即位時的燕達、欽宗即位時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來有宋史專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為手握重兵的武將，能夠在皇位更迭中揮出上述良好作用，應該說正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體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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