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在俸祿、恩蔭、禮制等方面始終享有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卻以仁宗朝“慶歷新政”為界，經過了由低重新趨高的變化過程，中經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達到。不過，由于北宋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嚴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嚴格限制在軍事領域，參政、議政權基本上被剝奪。但由于三衙處于統領京畿禁軍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權更迭的當中亦不可避免地揮著難以低估的影響。特別是從仁宗朝之后，往往是與宰相同心協力，有利、有節地揮了其握有軍事實力的威懾力，多次起到了穩定當時政局的良好作用。這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體現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統禁軍的殿前司和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從總體上看，北宋統治者鑒于唐末五代武夫橫行，長槍大劍指揮政治的歷史教訓，注意樹立宰相、樞密使等文臣的權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將，并有意識地引導社會價值觀向重文輕武轉變，從而使得管軍將帥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生了顯而易見的下降，所謂：“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不過，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盡管不如五代，但亦不應作過低估計。因為北宋立國開封四戰之地，“國依兵而立”[2]（卷24《論國計奏事》）又與遼、西夏生連綿不斷的戰爭，重視將帥勢所必然。三衙，作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軍臣僚札子》）的“武臣極任”，[4]（職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可知。對此，南宋學者章如愚在《群書考索》續集卷44中即準確地概括說：“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后則惟橫杖矣；見兩制而連騎通名，至其后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于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個較為明顯的例證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當可觀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5]（續集卷44）是當時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識，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7]（卷274）所謂“待之也亦不輕”、“事體至重”，除三衙為北宋“武臣極任”，地位居武將之外，具體說來還大致有以下各種名目：
1.俸祿優厚。武臣俸祿之厚本屬北宋俸祿制度的特點，如時人張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5]（后集卷21）三衙作為“武臣極任”，當然更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賈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倖子弟”垂涎三衙職位的原因時就說：“其志不過利轉遷之，俸賜之厚耳。”[7]（卷138）事實也就是如此。為了更直觀地說明這一問題，請看下表。
表1三衙（三衙俸祿基本上按照節度使、留后、觀察、防御、團練使、刺史的官階放）與宰執俸祿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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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俸錢衣賜（年匹、兩）祿粟
月貫（千）綾絹綿羅月石
宰執宰相、樞密使3oo4o6o1oo11oo
參事政事、樞
密副使2oo2o3o5o11oo
知院事、同知
院事2oo2o3o5o11oo
簽書樞密院事15o2o3o5o17o
三衙節度使4oo4o2oo5oo1o15o
節度觀察留后2oo2o1oo1oo
觀察使2oo2o1oo1oo
防御使2oo2o1oo1oo
團練使15o2o1oo7o
刺史5o2o1oo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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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不難看出，三衙俸祿的整體水平與宰執處于同一水平線上，位至節度使的殿前、馬、步軍都副指揮使俸祿甚至在宰相之上。（注：此表主要依據汪圣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年版，下冊第78o至784頁）《北宋元豐改制前文武官員料錢、衣賜數額表》；并參看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ooo年版，第158頁。）
2.恩蔭妻、子。恩蔭，又稱“任子”、“門蔭”、“世賞”，是指朝廷根據官員職、階高低而授給其子孫或親屬以官銜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蔭之濫是空前的，僅名目就分為郊祀、圣節（皇帝生日）、官員致仕、官員申報遺表和臨時性恩典五大類。從真宗朝開始，北宋恩蔭制度趨向固定化，規定：文官自侍御史知雜事以上，每年蔭補一人；從帶職員外郎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武臣從橫行以上，每年蔭補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8](p64o)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還有所謂“初除管軍恩例”。以位至節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揮使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補親子或孫一人為閤職。如神宗元豐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賈裕為閤門祗候，“先是，賈逵以經畫鄜”延邊事得子祐閤門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揮使，以例乞除裕閤職，詔止遷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與閤職，以遣逵經畫邊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帥恩例，可依所奏。’”[4]（職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紹興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樞密院郭仲荀乞初除官軍恩例，吏部擬申當得閤職”。閤職，乃當時易于升遷的美職，時人至有所謂“寵在閤職”之說。故宋高宗在批準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職官三二之九）的慨嘆。三衙其他管軍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揮使，但亦相當優厚，故真宗朝馮守信為三衙，“其弟嘗欲上其子為守信子，以取高蔭”。[7]（卷95）此外，因職在親近，三衙還有時常于皇帝面前請求親屬恩澤的便利條件，仁宗時不得不下詔，要求“官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7]（卷136）
3.上殿奏事。仁宗朝規定：“詔殿前、馬、步軍，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公事，在后殿祗應，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閤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4.回朝賜宴。自真宗朝開始，三衙回朝朝見皇帝例得賜宴，據《長編》卷84記載：“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與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