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頓了一下，銳利的目光掃過全場。

“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同志們。這是一個戰略問題，一個關乎我們聯盟體系穩定的生死問題！”

他的聲音陡然拔高，充滿了警示意味。

“就在上周，我們駐扎在東德意志的同志報告，在柏林的黑市上，已經出現了‘信使一號’的蹤影。我們的‘兄弟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的官員和技術人員，在訪問龍國后，幾乎人人都想方設法帶回一兩部。他們像得到神啟一樣，對那部小小的紅色手機贊不絕口！”

“這意味著什么？”他用力地一拍桌子，“這意味著，我們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的技術權威，正在被侵蝕！過去，他們仰望我們，依賴我們提供的坦克、飛機和重工業技術。但現在，龍國人拿出了一件我們造不出來的、更先進、更貼近生活的東西。這會在我們的聯盟內部，造成一種極其危險的思想——‘原來北極熊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原來龍國人也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這種思想，比星條國的和平演變還要可怕！它從內部，瓦解我們聯盟的向心力和技術依賴！長此以往，我們的勢力范圍，我們的市場份額，都會被這種看似無害的‘民用產品’，一點一點地蠶食殆盡！我們必須在他們形成氣候，形成標準之前，加以遏制！”

克格勃主席的話，讓會議室里的氣氛更加冰冷。一位來自軍方的元帥，眉頭緊鎖，甕聲甕氣地說道：“那就封鎖！命令所有兄弟國家，嚴禁進口和使用龍國的任何電子產品！在我們的邊境線上，加強管控，一旦發現，立即沒收銷毀！同時，我們的宣傳機器也應該開動起來，揭露他們這種小資產階級產品的危害性！”

這番話，代表了在場許多人的傳統思維——用行政命令和鐵腕手段，去堵截他們不希望看到的東西。

然而，這一次，一位意想不到的人，提出了反對意見。

他不是軍人，也不是政客，而是來自科學院的一位智囊型人物——弗拉基米爾·沃爾科夫教授。他年過五十，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茍，身上帶著一股濃厚的學者氣息。在這樣一場充滿肅殺之氣的會議上，他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元帥同志，”沃爾科夫教授平靜地開口，他的聲音溫和而清晰，“恕我直，您的辦法，是治標不治本。我們或許可以堵住流入我們聯盟的幾百部、幾千部手機，但我們堵不住人心的向往。”

“技術的魅力，尤其是這種能切實改變生活方式的技術，它的傳播力是超越國界和意識形態的。我們越是強硬地封堵，就越會激起人們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反而為它做了免費的宣傳。我們不能再用對待坦克的思維，去對待一部手機。”

蘇斯洛夫同志，這位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饒有興致地看向沃爾科夫：“那么，教授，依你之見，我們應該怎么辦？任由這種‘腐蝕’蔓延嗎？”

“不，當然不。”沃爾科夫教授推了推眼鏡，鏡片后閃過一道智慧的、甚至可以說是狡黠的光芒。“我們不能在他們選擇的戰場上，用我們不擅長的方式去戰斗。既然我們在大規模、低成本的民用電子產品制造上暫時落后了，那我們就應該把他們，拖到另一個戰場上來——一個由我們來制定規則，由我們來扮演裁判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