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王家低矮的土坯房里氣氛凝重。油燈忽明忽暗，映照著每個人復雜的表情。

“為什么？”李秀蓮哽咽著問，“為什么騙我這么多年？”

山口太郎——王富貴——緩緩跪在地上，用純正的中文說：“對不起...我是山口太郎，曾經是日本陸軍士兵...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害怕被當作戰犯審判，躲在了山里...后來遇到秀蓮，我...我只是想活下去...”

他抬起頭，淚流滿面：“我知道我沒有資格請求原諒。但我真的愛這個家，愛你們每一個人。這些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在愧疚中度過。”

大兒子王大柱猛地站起來：“所以你看著我們恨日本人時，看著娘為被日本人殺死的前夫痛哭時，都無動于衷？”

“每一次我都心如刀割！”山口太郎激動道，“多少次我想說出來，但我害怕失去你們！我知道這是自私的，可是...可是...”

小女兒秋月突然開口：“爹，無論你是誰，你都是養大我們的爹。”她轉向兄弟姐妹，“記得嗎？三年自然災害時，爹把自己那份食物都分給我們，自己吃樹皮。大哥結婚時，爹連續三個月每天走三十里路去打短工，就為多掙點錢辦婚禮。我生病時，爹背著我連夜走了五十里山路去縣城醫院...”

屋子里沉默下來，只有油燈噼啪作響。

就在這時，村干部帶著zhengfu人員來了。經過調查和討論，zhengfu認為山口太郎戰爭結束后沒有參與任何破壞活動，已成為中國公民，且多年來安分守己，不予追究責任。

更讓人意外的是，通過訪華團幫助，山口太郎聯系上了日本的弟弟。原來他的父母早已在空襲中喪生，弟弟以為他也戰死了，每年都在故鄉為他祈福。

“哥，回來吧。”弟弟在信中寫道，“家里櫻花樹還在，每年都開花。”

山口太郎捧著信，雙手顫抖。他看向生活了三十五年的農家小院，看著相伴多年的妻子和已成家立業的孩子們，心中涌起難以喻的情感。

晚上，他獨自一人坐在院子里，望著滿天星斗。李秀蓮悄悄走過來，坐在他身邊。

“你要回去嗎？”她輕聲問。

山口太郎沒有立即回答，良久才說：“那里是我的故鄉，但我的人生在這里。我的罪在這里，我的救贖也在這里。”他轉向妻子，“如果你還能接受我，我想留下。”

李秀蓮凝視著這個與她同床共枕三十五年卻又突然陌生的男人，緩緩點頭：“你是王富貴，是孩子們的爹，這就夠了。”

然而，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村里人無法輕易原諒一個“日本鬼子”，王家成了眾矢之的。孩子們在外遭受白眼和非議，孫子在學校被同學欺負。山口太郎決定直面這一切。

第二天，他站在村中心的老槐樹下，對著聚集起來的村民深深鞠躬。

“我知道一句對不起遠遠不夠，”他的聲音堅定而清晰，“我不求大家原諒，只求一個機會——一個彌補的機會。我愿意用余生為這個村莊做力所能及的事，贖我年輕時候犯下的罪。”

起初沒人理會他，但山口太郎沒有放棄。他開始免費為村里老人看病——戰前他學過一些醫學知識；他主動承擔最臟最累的農活；雨季來時，他不眠不休地幫助加固河堤，防止洪水泛濫。

轉折點發生在那個冬天。村里幾個孩子冰上玩耍時不慎落水，山口太郎毫不猶豫跳進刺骨的冰水中，救起了所有孩子，自己卻因體溫過低昏迷了整整兩天。

醒來時，他看見床邊圍滿了村民，李秀蓮和孩子們握著他的手，老支書站在床尾。

“老王啊，”老支書開口道，“不管你以前是誰，現在你是我們村的人。”

1985年春，山口太郎的弟弟從日本來看他。走在村莊里，弟弟驚訝地發現許多村民都會主動和哥哥打招呼，孩子們親切地叫他“王爺爺”。

“哥哥，你在這里很受尊敬啊。”弟弟說。

山口太郎笑了笑，沒有解釋。他帶弟弟看了自己的農田，看了王家的祖墳——那里有他堅持為自己預留的一個位置，看了村里小學的孩子們。

臨別時，弟弟問：“不回去看看嗎？櫻花快開了。”

山口太郎望向遠方的沂蒙山，輕聲說：“這里的山花也很美。告訴故鄉的櫻花，我在這里很好。”

弟弟離開后，山口太郎在自家庭院里種下了一棵小樹苗。

“這是什么樹？”孫子好奇地問。

“櫻花樹。”山口太郎摸著孩子的頭，“等它開花時，爺爺給你講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

晚年的山口太郎成了村里的日語老師，免費教孩子們外語。他說：“知彼知己，才能避免重復過去的錯誤。”

1989年春天，庭院里的櫻花樹第一次開花。粉白的花朵在沂蒙山的春風中輕輕搖曳，樹下，一位老人正給圍坐的孩子們講述著戰爭與和平、罪孽與寬恕的故事。

山口太郎最后在1995年去世，安葬在王家祖墳。墓碑上刻著：“王富貴（山口太郎）之墓——一個努力贖罪的人，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

在他的遺物中，家人發現了那份早已發黃的日本戶籍證明和一塊繡著櫻花的手帕，手帕背面用工整的漢字寫著：

“吾之罪，如山之重；吾之幸，如春之櫻。感謝這片土地予我重生之機，終得花開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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