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的尸檢報告在跨時空偵探協作群內引發熱烈討論時，方木正對著電腦屏幕上的案件資料陷入沉思。

屏幕上并排陳列著兩起滅門案的現場照片——紅色十字標記在慘白的墻面上格外刺眼，受害者倒下的位置整齊得近乎刻意，單刃刀具造成的傷口精準指向主動脈，每一個細節都在訴說兇手的“計劃性”與“冷酷感”。

方木指尖在鍵盤上敲擊，很快一份初步的心理畫像框架出現在群內：“結合秦明老師的尸檢結果與案件特征，可初步判斷兇手為男性，年齡在35-45歲之間。這個年齡段的人，既有足夠的社會經歷形成穩定的偏執認知，也有體力完成連續滅門作案，且力量與身高在180-185厘米，也與該年齡段男性的生理特點相符。”

“更關鍵的是作案手法中的‘審判感’。”

方木補充道，特意用紅色字體標注出核心觀點，“紅色十字標記絕非隨機涂鴉，它在宗教與文化中常與‘救贖’‘審判’關聯，而兇手選擇在受害者家中留下標記，說明他將自己定位為‘道德裁判者’，認為受害者存在‘違背道德的行為’，需要被‘懲罰’。這種認知偏差，通常源于長期的心理壓抑與認知扭曲。”

夏天看著群內的畫像分析，忍不住在群內提問：“方木老師，您覺得兇手的‘認知扭曲’可能源于什么經歷？會不會和他的家庭有關？”

方木幾乎是立刻回復，語氣帶著心理學研究者特有的敏銳：“大概率與家庭破裂有關。連續選擇‘家庭’作為作案目標，且對‘看似完整的家庭’下手，本質上是對‘自身家庭缺憾’的投射。

比如，若兇手經歷過配偶背叛、家庭解體，就可能將對‘背叛者’的怨恨，泛化到所有‘看似幸福卻可能隱藏道德瑕疵’的家庭上。他留下的紅色十字，既是對受害者的‘審判’，也是對自己內心創傷的‘代償’。”

為了讓畫像更具體，方木還結合現場細節補充：“兇手作案時‘無強行闖入痕跡’，且能精準找到受害者家中的薄弱環節，說明他具備‘觀察與偽裝能力’。

他可能會在作案前對目標家庭進行長時間蹲點，甚至通過偽裝身份：快遞員、社區志愿者等，接近受害者，獲取家庭作息與房屋結構信息。

這種‘耐心’與‘細致’，也暗示他可能從事過需要高度專注力的工作，比如技術維修、檔案管理等——但結合秦明提到的‘藍色斜紋棉纖維’，更傾向于‘有過工業或維修類工作經歷’，只是當前可能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有充足的時間策劃作案。”

群內的夏洛克很快注意到畫像中的“矛盾點”，在群內留：“若兇手有‘高度專注力’，為何第二起案件的紅色十字標記比第一起歪斜？這是否意味著他的心理狀態在變化？”

方木對這個疑問十分認可，甚至將其納入補充畫像：“這正是關鍵——第二起案件的標記歪斜，說明兇手的‘冷靜外殼’下藏著焦慮。可能是第一起案件引發的社會恐慌讓他感到壓力，也可能是作案過程中出現了意外，導致他在留下標記時出現細微失誤。

但這種焦慮并未阻止他繼續作案，反而可能讓他后續的作案間隔縮短，因為他需要通過‘再次審判’來鞏固自己的‘裁判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