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交出關鍵賬冊，無疑構成了重大立功，依法可以減輕甚至免除處罰。但減輕到何種程度，才能既獎勵其立功行為，又不至于讓其感覺“功過相抵”而輕視自身罪責？

·劉明坤、以及其他一些認罪態度好、積極退贓（即使是被動追繳）的被告人，他們的悔罪表現，是否真誠？是否足以體現其人身危險性的降低？

·退贓挽損的積極意義：雖然退贓是法定義務，但積極退贓（包括配合追繳）客觀上為國家挽回了損失，降低了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在量刑時予以適當考慮，符合“恢復性司法”的理念，也是一種人情的體現，有利于鼓勵其他犯罪分子退贓。

·人道主義關懷：對于年邁、患有嚴重疾病的被告人，在刑罰執行方式上（如是否符合保外就醫條件）予以考慮，是法治文明的體現。但這絕不能成為重罪輕判的理由。

·社會效果與被害人感受：判決需要考量社會公眾的接受度，以及對被害人（包括國家、集體和受黑惡勢力迫害的群眾）心靈的撫慰。過輕的判決可能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的質疑，甚至導致“民憤”；而過重的判決，若未能嚴格依法，也可能損害法治權威。同時，對于朱富財、胡三強案的受害人，他們的痛苦與恐懼，需要在量刑時被“看見”和回應。

艱難的平衡：以魏長明為例

圍繞魏長明的量刑，合議庭進行了最激烈的討論。一方觀點認為：其罪行滔天，論罪當誅。其后期的坦白和有限的立功，不足以抵消其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深重的主觀惡性。不判處極刑，難以平民憤，難以體現黨和國家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也難以對后來的腐敗分子形成足夠威懾。另一方觀點則認為：其確有坦白和部分立功表現，且大部分贓款已被追回，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略顯過重。根據“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樣能體現法律的嚴厲，并給其一個改造的機會，同時也為司法留下了余地。

審判長在聽取所有意見后，沉重地說道：“我們此刻筆下的判決，不僅關乎魏長明一人的生死，更是在為這類極端腐敗案件的量刑樹立一個標桿。我們必須對法律負責，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法理要求我們嚴懲罪惡，人情（指基于政策和社會效果的考量）要求我們權衡利弊。最終的決定，必須建立在最堅實的事實和最審慎的法律推理之上。”

最終，經過數輪投票和深入說理，合議庭就所有被告人的量刑達成了初步一致意見。這份意見，力求在法理的剛性框架內，融入對法定從寬情節的合理考量，體現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這并非簡單的折中，而是在深刻理解立法精神和司法價值后，做出的專業且負責任的判斷。

當評議室的門再次打開，合議庭成員們帶著疲憊卻堅定的神情走出時，意味著這場關于法理人情的艱難權衡已告一段落。最終的判決書，正在被精心撰寫，它將用最嚴謹的法律語，闡述這背后的權衡與抉擇，等待著在莊嚴的法庭上，向世人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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