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調查與辯論的硝煙散去，最后審判進入了最核心也最考驗司法智慧與勇氣的階段——合議庭評議與量刑。當公訴人義正辭嚴地請求對魏長明等主要被告人“予以最嚴厲的懲處”的聲音仍在審判庭內回蕩時，另一場看不見的激烈博弈，已在合議庭的評議室內，以及公訴人與辯護人之間，圍繞每一個被告人的最終命運——量刑，展開了更為微妙而復雜的之爭。

這場之爭，并非簡單的“重判”與“輕判”之爭，而是在法律框架內，對犯罪事實、情節、后果、被告人主觀惡性、悔罪表現、社會影響等無數因素進行精細權衡的過程，直接關系到刑罰的公正性與威懾力。

核心焦點：魏長明的生死之辯

整個量刑之爭的焦點，毫無懸念地集中在魏長明身上。其受賄金額特別巨大（累計數億元）、犯罪情節特別嚴重（長期、多次、涉及多領域、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社會影響特別惡劣（位高權重，嚴重破壞一省政治生態）、且在其主導下形成了龐大的腐敗網絡。公訴方堅持認為，其罪行“擢發難數”，論罪當處極刑（死刑），方能體現刑罰的相適應性和對腐敗犯罪的極大震懾。

然而，魏長明的辯護律師團隊則拼盡全力，為其爭取一線生機，提出了數條請求依法從寬處理的理由，展開了激烈的量刑辯護：

1.“坦白”與“立功”情節：辯護人強調，魏長明在偵查后期，尤其是在心理防線崩潰后，能夠“全面、徹底”地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并“積極”揭發他人的犯罪行為（如指證了那個“高層圈子”的部分成員），對查清全案起到了“重要作用”，應依法認定為“坦白”和“立功”，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2.“退贓”表現：辯護人指出，魏長明及其家屬在案發后，“積極配合”境外追贓工作，其家族境外資產大部分已被追回，“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國家損失，這表明其有悔罪的實際行動。

3.“認罪態度”的轉變：辯護人承認魏長明初期確有抵抗，但后期確有悔改，當庭亦承認主要犯罪事實，態度轉變應予考慮。

4.“年邁”與“健康狀況”：辯護人提請法庭注意魏長明年事已高，且羈押期間健康狀況出現一些問題，雖不構成免罰理由，但可作為人道主義考量因素。

5.“歷史貢獻”與“政治影響”：辯護人甚至隱晦地提出，魏長明早年也曾有工作業績，且案件涉及面廣，社會關注度高，量刑需考慮“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

公訴方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

·針對“坦白”和“立功”，公訴人指出，魏長明是在證據確鑿、無法抵賴的情況下才被迫交代，并非主動投案，其交代問題是為了爭取寬大，動機不純；其“揭發”他人，部分屬于攀咬，查實有限，且其作為腐敗網絡核心，交代同案犯是其義務，不應過分夸大其“立功”表現。

·針對“退贓”，公訴人強調，退贓是犯罪分子的法定義務，且大部分贓款系辦案機關依法追繳，并非其主動、及時退還，不能成為顯著從輕的理由。

·公訴人嚴正指出，魏長明犯罪時間跨度長，主觀惡性深，在后期仍一度負隅頑抗，其所謂的“悔罪”并不徹底，其罪行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危害是任何“貢獻”都無法彌補的，年齡和健康狀況更不能成為豁免嚴重罪行的借口。

其他關鍵被告人的量刑平衡

圍繞劉明坤、王某（前領導親屬）、朱富財、胡三強等人的量刑，同樣存在激烈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