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最后通牒如同雷霆萬鈞，擊垮了絕大多數涉案人員的心理防線，促使他們紛紛選擇坦白以求寬大。然而，在任何一場復雜斗爭中，總會有那么一兩個自恃甚高、性格偏執或自認為仍有底牌可打的角色，會選擇一條道走到黑，進行絕望而徒勞的負隅頑抗。在清州系列腐敗案件的尾聲，這樣的角色依然存在，其代表人物，便是那位曾權傾一時、如今身陷囹圄卻依舊試圖維持著最后一絲“體面”與“尊嚴”的前任副省長——魏長明。

與那些在鐵證面前迅速崩潰的同案犯不同，魏長明的負隅頑抗，并非簡單的沉默或否認，而是一種更為復雜、更具策略性的抵抗。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常規的坦白已難以換來理想的寬恕，于是便試圖利用自己殘存的影響力、對官場規則的深刻理解以及案件本身的復雜性，進行一場高風險的政治和法律dubo。

抵抗策略一：避重就輕，混淆視聽

在審訊中，魏長明采取了一種極其狡猾的態度。他不再像初期那樣完全否認，而是“有限度”地承認一些程序上的瑕疵、工作上的失誤，或者收受一些“無法推辭”的“人情往來”小禮品。“對于下屬干部送的一些土特產、煙酒，我當時確實沒有嚴格要求，放松了警惕，這是我的錯誤，我接受組織的批評。”他將數百萬的賄金輕描淡寫為“土特產”。“在個別項目審批上，可能存在過于強調效率，而忽略了部分程序規范的問題，我愿意承擔領導責任。”他將濫用職權、違規操作導致的國有資產巨大損失，歸結為“程序問題”。然而，一旦審訊人員觸及核心的、巨額的、與境外資產相關聯的權錢交易，他便立刻緘口不，或者以“時間久遠，記不清楚”、“需要查閱相關資料回憶”等借口進行拖延和搪塞。他試圖將水攪渾，將嚴重的刑事犯罪降格為一般的違紀違規，以期在最終的定罪量刑上爭取“操作空間”。

抵抗策略二：攀咬他人，轉移焦點

當無法完全回避問題時，魏長明便使出了“攀咬”的手段。他會“主動”交代一些其他官員的問題，其中有些是查實無誤的，但更多的則是一些捕風捉影、難以證實，或者涉及更高層級、更為敏感的人物。他的目的，并非真心配合，而是企圖將案件的水攪得更渾，制造更大的波瀾，讓辦案方投鼠忌器，或者將審查的焦點引向更復雜、更難以深入的領域，從而為自己爭取時間，甚至幻想能引發外部的“政治干預”，使案件出現轉機。“關于那筆資金，我當時是向xx領導匯報過的，他是知情的……”“某某同志在那個項目上的問題，比我嚴重得多，你們為什么不去查他？”這種伎倆，既險惡又徒勞。辦案人員早已預料到這一點，對于他拋出的每一個“線索”，都進行嚴格的核查，對其企圖攪亂視聽的意圖，給予堅決的駁斥和揭露。

抵抗策略三：倚老賣老，博取同情

在某些時候，魏長明又會收起強勢，擺出一副風燭殘年、悔不當初的可憐相。他會談及自己早年也曾為國家和人民做出過貢獻，談及自己的身體狀況如何不佳（確實，巨大的壓力下，他的健康狀況出現了一些問題），談及對家人的思念和愧疚。“我魏長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走到今天這一步，我痛心疾首……希望組織能看在我這把年紀，以及過去……”他試圖用“苦勞”來抵消“罪過”，用衰老和疾病來博取一絲不應有的同情，干擾司法人員的理性判斷。他甚至通過其辯護律師，向外釋放一些關于其“健康惡化”、“精神瀕臨崩潰”的消息，試圖給外界造成一種“司法迫害”的假象。

抵抗策略四：寄望于外，幻想翻盤

盡管境外資產大量被追回，兒子魏長山也已歸案，但魏長明內心深處，似乎仍殘存著一絲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或許寄望于那些尚未被完全鏟除的、隱藏更深的“關系網”能在最后關頭發揮作用；或許幻想著因其案件牽扯面廣，為了“維穩”或“大局”，上級會對其“網開一面”；又或者，他仍在等待其律師團隊能找到程序上的某個微小漏洞，從而推翻或削弱部分指控。這種基于過往“經驗”和權力幻想的僥幸心理，支撐著他進行著最后的負隅頑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