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里的針腳還沒扎透，林小川的棉帽就撞開了辦公室的門。

他哈著白氣，軍大衣下擺結著冰棱：“師父，卡車裝好了！測距儀、角鐵、速干水泥，還有朱師傅連夜焊的防傾倒支架。”他搓著凍紅的手，指節上還沾著昨晚趕工的焊渣，“王師傅說西溝嶺的山路雪殼子薄，咱們五點就得走。”

我抓起桌上的羊皮手套扔給他：“把棉鞋套上，去年老周頭摔斷腿就是因為鞋幫子進了雪。”窗外的卡車鳴了兩聲笛，朱衛東探出頭，工裝外罩著件露棉絮的舊皮襖，正拍著后車廂的油氈布：“小川！測溫槍放工具箱第二層，別等上了山才翻！”老羅從后勤組跑過來，往他們懷里塞搪瓷缸：“熱水灌好了，加了姜糖――趙大爺那信里說三號塔快倒了，保不齊得在山上過夜。”

林小川跳上卡車時，后頸的紅痕還沒消――那是前晚在雪窩子蹲守時凍的。

我望著卡車碾過積雪的車轍，忽然想起十年前自己第一次出工，也是這樣，揣著半塊凍硬的玉米餅，跟著老陳頭去廢料堆翻鋼錠。

那時候總覺得“責任”是師傅手里的鐵錘，砸一下就得冒火星；現在才懂，責任是卡車后廂叮當作響的工具，是年輕人睫毛上結的霜花。

下午三點，電報機“滴滴答答”響起來。

蘇晚晴撕開黃紙，指尖發顫：“西溝嶺三號塔地基腐損率超70%，塔身傾斜11度，山洪沖垮了半面護坡――小川他們正用角鐵打支撐，速干水泥得等太陽落山才能凝固。”她抬頭時，眼鏡片上蒙著層白霧，“氣象站說后半夜有八級風。”

我抓起軍大衣往身上套：“備車。”

“你不能去！”蘇晚晴攔住我，“山路結了冰，卡車爬不上去。小川在電報里說，他們用麻繩把工具捆在背上，手腳并用爬了三小時才到塔底――你這膝蓋，去年在大慶油田就犯過老寒腿。”她從抽屜里摸出個銅制暖手爐塞給我，“我讓人每小時發一次電報，你在辦公室等。”

窗外的雪越下越密。

我盯著墻上的掛鐘，秒針走得比心跳還慢。

七點，第二封電報：“支撐框架固定完畢，水泥開始凝固。”八點半：“風速5級，塔身暫無異響。”十點整，最后一封：“水泥凝固度達標，加固完成。”

我癱在椅子上，后頸全是冷汗。

蘇晚晴遞來熱毛巾：“小川說，他們在塔底撿到半塊烤糊的玉米餅，應該是送信人留的――他真的爬上來過。”

第二天晌午，林小川帶著股子雪腥味撞進辦公室。

他軍大衣肩上沾著草屑，棉鞋里滲出的水在地上洇出個小冰坨：“師父！我們問了西溝嶺的護林員，說上個月有個老頭總在山腳下轉悠，背個破布包，見人就問‘塔倒了沒’。”他從懷里掏出個塑料布裹著的東西，展開是截發黑的銅線，“護林員說，那老頭住在三十里外的老護林站，靠撿廢銅線換錢――我們找過去時，他正發著燒，床底下堆了半麻袋絕緣子碎片。”

我的心揪起來：“人呢？”

“在衛生所。”林小川聲音發悶，“大夫說他肺里有積水，拖了快半年。我扶他喝水時，他手直抖，說‘我不敢留名……怕說了也沒人信’。”他喉結動了動，“他叫趙德海，五八年在林業局當臨時工，修過二十年電線桿，后來精簡編制被裁了。”

蘇晚晴的鋼筆“啪”地掉在桌上。

她蹲下去撿，我看見她耳尖通紅――那是她生氣時的樣子。

“我查了人事檔案。”她直起腰，手里攥著一沓泛黃的表格，“五八年大躍進時期，全國招了三萬多臨時工搞基建，現在能查到的，有兩萬一千七百人沒入編。他們領過工分，扛過水泥，修過橋，架過線，可退休了連張工作證都沒有。”她抽了張紙拍在我面前，“上個月在陜西，有個老窯工發現礦道裂縫，跑了十里山路去報告，結果被當成討飯的轟出來――三天后礦道塌方。”

我捏著那張表格，紙角刺得掌心發疼。

趙德海的名字在第三頁，“臨時工”三個字蓋著已經褪成褐色的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