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風刮得人臉上生疼。

我站在工業禮堂門口，抬頭看了眼那塊斑駁的匾額――“全國技改大會”。

臺階上人來人往，大多是穿呢子大衣、提著公文包的技術干部，而我只有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褲腳還沾著昨夜趕車時踩進的泥雪。

可我知道，今天這講臺，不是靠衣服站上去的。

蘇晚晴的電報揣在胸口，字字如火：“發增至二十分鐘，主題改為‘可復制的基層創新機制’。”這意味著，上面有人聽見了聲音。

不是聽我說什么，而是聽到了那股從地底冒出來的熱氣――千千萬萬普通工人心里憋著的那一句：“這兒不對勁。”

我深吸一口氣，走進會場。

禮堂里座無虛席，連過道都擠滿了人。

主席臺上擺著話筒和稿紙，但我沒拿稿子。

這種事，不能念，得說，像爐邊夜談那樣說出來。

走上講臺時，全場靜了一瞬。

有人皺眉，有人打量，也有幾雙眼睛亮了起來――那是來自一線廠礦的代表，他們認得這身衣服，也認得這張被油污和風霜刻過的臉。

我在黑板上畫了個簡圖：一個工人站在機床旁，頭頂飄著三個問號。

“我叫林鈞，紅星機械廠火種工坊技術員。”聲音不大，卻壓住了整個大廳，“今天不講公式，不列參數，就問三個問題：誰最懂機器？誰最怕出事？誰最想省煤？”

底下先是沉默，接著有人笑了，再后來，掌聲零星響起，很快連成一片。

馮老坐在后排，我沒看錯他悄悄摘下眼鏡擦了擦的動作。

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不是炫技，是破局。

接下來，我把“群眾技改潛力分布圖”掛上了墻。

這是我和蘇晚晴熬了三個通宵整理的數據模型：以工齡、崗位風險、日常損耗為坐標軸，標出最容易誕生微創新的“熱點區域”。

七項成果逐一列出――清渣機效率提升47%，蒸飯灶節煤32%，五八廠鍛壓機地基修復周期縮短至三天……每一項后面都寫著參與工人的名字和工號。

臺下筆尖翻飛，記錄本一頁頁翻過。

就在這時，右前方一名戴眼鏡的技術官員舉手發問：“林同志，你們這種‘全民發明’模式，缺乏規范流程，如何保證安全性？萬一造成重大事故，責任誰負？”

來了。

我早料到這一招。

趙副廠長那種人，不會讓我順順利利把話說完。

他在體制里浸淫多年，知道該怎么用“規矩”殺人于無形。

但我沒慌。

轉身對工作人員點頭：“請把模型推上來。”

一輛帶輪的小推車上，是一臺舊式車床的縮小版，旁邊加了一圈銹跡斑斑的鐵欄桿――那是用兒童床護欄改裝的安全圍擋。

我指著它，看向那位提問者：“這位同志，請您設想一下：如果您的孩子跑進車間，您希望它有沒有這道欄？”

全場驟然安靜。

沒人再提“流程”，沒人再說“責任”。

有人低頭猛記，有人互相交換眼神。

我知道，這一刻，他們在重新定義“安全”――不是文件上的條款，而是人心底最真實的恐懼與守護。

然后，我放出五八廠的地基診斷影像。

黑白畫面里，我蹲在深夜的車間角落，用一根棉線吊鉛墜測水平，拿耳朵貼地聽沉降聲。

鏡頭掃過墻上標語：“歡迎兄弟單位指導”，也拍到了我和老師傅們圍在一起畫草圖的樣子。

“我們不是不要標準。”我聲音沉穩，“而是要在標準落地前，先解決活人的難題。聽聲辨位、繩測水平，聽著土，但背后是振動頻率分析和應力傳導原理。我們缺儀器，但不缺腦子。”

說到這兒，我從布包里掏出一塊燒焦扭曲的金屬片――老倪第一次試驗失敗的鏈條殘骸。

“它告訴我，石墨潤滑不夠，必須控制滴速。真正的規范，是從失敗里長出來的。不是抄來的，是試出來的。”

馮老在臺下微微頷首。我看見他嘴角動了一下，像是笑，又像是嘆。

時間快到了。二十分鐘，只剩最后幾分鐘。

我環視全場，忽然換了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