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頭，沒說話。

他知道我在下一盤棋。

而這一盤，不在圖紙上，不在機床旁，而在人心深處。

第四天傍晚，夕陽染紅了廠區煙囪。

我路過組織科窗口時，腳步頓了頓。

燈亮著。

窗簾沒拉嚴，一道細縫里透出昏黃的光。

周志遠坐在辦公桌前，背影僵直，手里正翻著一堆東西。

厚厚一摞，封面上寫著：《反饋單匯編（非正式意見?待歸檔）》。

他的手指微微發抖。第四天夜里，組織科的燈一直沒熄。

我站在廠區廣播站外，聽著口琴版《咱們工人有力量》最后一次響起，聲音在空曠的夜里顯得格外清晰，像一根鐵絲拉過凍土，顫巍巍地鉆進每個人耳朵里。

七天，《一線之聲》播完了最后一期。

沒有控訴，沒有煽情，只有二十一條來自車間角落的聲音――那些曾被當成“多管閑事”的建議，那些被扔進廢紙簍的草圖，如今全都被錄了下來，傳遍了整個廠區。

可我知道，真正的風暴，才剛剛開始。

周志遠辦公室的窗簾依舊沒拉嚴，那道細縫像一只不肯閉上的眼睛。

我遠遠看著，沒靠近，也沒走開。

小劉悄悄告訴我，省檔案局的人昨天下午調走了組織科半年內的文件流轉日志，連帶孫會計那份手寫證詞也已封存備案。

紀檢組介入，線路接管，電話打不出去――這不是巧合，是收網。

而他還在翻那本《反饋單匯編》。

厚厚一摞，原本只是我讓小劉整理出來、準備交技術科歸檔的材料。

可蘇晚晴動了心思。

她連夜聯系計量室，把每一張反饋單對應的生產數據、工時節省、廢品率下降全都補了進來；又找攝影組拍了照片，編號存檔，附上實施前后對比圖。

甚至，她在扉頁寫了句話：“這些不是意見，是工人用汗寫的進步。”

現在這東西，不再是廢紙，而是刀。

我仿佛能看見周志遠坐在燈下，一頁頁翻著，手指發抖。

他曾把這些“非正式意見”視為笑柄，隨手一丟就是幾個月。

可如今，它們被編號、被引用、被黨委列為重點參考材料。

更可怕的是，群眾開始說話了。

昨天食堂有人貼出便條：“我也想提個改進，咋報名？”今天早班前會，鉚焊三班自發成立了“金點子小組”。

人心變了。

制度的門還沒開，但墻已經裂了縫。

第五天清晨，霜重路滑，我踩著結冰的水泥道走向廠部大樓。

風刮得臉生疼，可心里卻燒著一團火。

走到組織科門口時，腳步頓住。

梁副廠長站在那兒，手里捏著一份簽批單，大衣領子豎著，背影如松。

他沒進去，就那么站著，像一尊守門的鐵像。

看見我，他轉過身，沒說話，只是把手里的文件遞了過來。

《關于批準林鈞同志轉為正式技術員的決定》，終于簽上了字。

鮮紅的公章蓋在落款處，壓住了所有沉默與拖延。

“從今天起，你不再是‘見習’。”他說。

我沒有立刻接。

身后試驗樓方向，一聲低沉汽笛劃破晨霧――那是高炮瞄準機構首件樣機進入聯調測試的信號。

它不屬于我一個人，卻是我參與的第一項真正意義上的軍工攻關。

我抬頭看了眼遠處塔吊上的紅旗，它在冷風中獵獵作響，像在催促什么。

我接過文件，沒往兜里塞，反而轉身走向公告欄。

人群漸漸聚攏。

我抽出《反饋單匯編》第一冊，撕掉牛皮紙封面，將內頁一張張貼上去。

最上面那頁寫著：“所有改變，始于一句‘我覺得能改’。”

字是蘇晚晴寫的，鋼筆用力過猛，紙背都滲了墨。

有人低聲念出來，有人掏出筆記本抄錄，還有老師傅摘下帽子，默默站在欄前。

那一刻，我沒覺得自己贏了誰。

我只是知道，有些東西再也壓不住了――不是靠關系，不是靠后臺，是靠千百個工人說出的那句“我覺得能改”，是靠他們愿意相信：一個學徒工出身的“黑五類子弟”，也能帶著大家往前走一步。

陽光斜照在紙上，映出那些歪斜卻堅定的字跡，像一道道刻進鋼鐵的焊縫，無聲，卻不可拆解。

而就在我收手轉身時，眼角余光瞥見調度室二樓窗口，陳明遠正站在黑板前，粉筆頭夾在指間，眉頭鎖成一座山。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