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天剛蒙蒙亮，寒氣像針一樣扎在臉上。

我拎著兩個白面饅頭走出食堂，熱騰騰的麥香撲鼻而來，可我沒動一口。

蹲在墻角避風處，我把饅頭塞進工具包，掏出個小本子，低頭數著來往工人端走的窩頭。

粗瓷碗里，黑褐色的窩頭一個接一個――每十個里有七個是摻了麩皮和玉米芯粉的，蒸得發酸，掰開能拉出絲來。

幾個孩子圍在窗口，眼巴巴看著師傅手里的白面筐，沒人敢開口。

蘇晚晴昨夜那句“特意交代”，像根細線勒在我心上。

她能保我一人三月不斷糧，可這廠子里三千多號人，誰不餓？

誰不病？

誰家里沒個等藥救命的老小？

一張簽字條子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

權力不是恩賜，但當它成了少數人的活命稻草，遲早會被壓斷。

我攥緊了鉛筆，指甲縫里還嵌著昨夜翻臺賬時蹭到的鐵銹。

老耿昏倒那天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他蜷在地上，嘴唇發紫，手里死死攥著半瓶止痛片，藥瓶標簽都被磨花了。

鄭醫生說他胃穿孔術后營養跟不上，光靠藥撐不住。

可那時候，連葡萄糖都要審批，更別說蛋白粉、奶粉這些“非必需品”。

制度可以繞一次，但饑餓不會等你第二次破例。

我猛地合上本子，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霜土。

不能再等了。

那些藏在暗處的蛀蟲換了個頭兒繼續啃，那就別怪我把整條根挖出來。

上午九點，我拿著技術科簽發的《設備潤滑油品適配性測試》單據，去了運輸隊檔案室。

這種冷門項目沒人盯著，正好借題發揮。

劉瘸子早就在門口等我，拐杖輕敲地面兩下，遞來一疊泛黃的日志本。

“王老虎雖然停職審查，車隊油耗還是居高不下。”我翻著數據，眉頭越皺越緊，“標準百公里耗油28升，實際平均33.1升，高出18%。”

“油沒少燒，活沒多干。”劉瘸子冷笑，“周四晚上，兩輛車空駛進山，回程底盤壓得都快貼地了。誰信他們是去巡路？”

我在筆記本上畫了條路線箭頭，從廠區西門出發，沿舊礦道進山，終點模糊不清。

手指一頓，寫下一行字：換了個頭兒，還是同一條路。

他們不是沒了規矩，是換了規矩。

中午十二點半，食堂人最少的時候，鄭醫生低著頭匆匆走過我身邊，袖口一抖，一張紙條滑進我掌心。

展開一看，只有短短一句：“周三晚，供銷社副主任去了副廠長家，提了個鼓囊囊的布包。”

我盯著那行字，太陽穴突突直跳。

王老虎倒了，黑市還在運轉，說明上面有人接住了這條線。

而能讓戰備物資繞過三級審批的，絕不可能是小角色。

我翻開隨身帶的《非計劃資源流動白皮書》――這是前世軍研所內部整理的灰色操作手冊，我憑記憶默寫出來的殘篇。

翻到“緊急放行機制”那一欄，備注清清楚楚寫著：

“戰備物資調撥單需經廠長、軍管組、上級主管部門三級聯簽。但在‘突發任務’或‘生產應急’情況下，可由分管領導口頭授權先行出庫，事后補簽。”

漏洞不在下面，在于誰有權說“緊急”。

誰一句話，就能讓一批柴油、鋼材、甚至糧食，無聲無息流出廠門？

下午兩點五十分，鍛壓車間最后一班錘擊聲落下，整棟廠房陷入短暫寂靜。

我沿著側梯往下走，鐵皮門吱呀推開，地下室潮濕的氣息撲面而來。

角落里一盞煤油燈搖晃著，映出墻上掛著的一張大圖。

那是我熬了三個通宵畫出來的――紅星機械廠內部權力結構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