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我在星城第一師范讀書，他是兼課老師，教軍事理論。那時他20出頭，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穿一身筆挺的西裝，但講課很平和，沒有舊軍人的架子。”人民的聲音有些悠遠，“有一次課后，我問他：李先生，您覺得華夏怎樣才能強大？”

    他頓了頓，仿佛回到那個年輕的午后。

    “他說：人民同學，這個問題很大。但我認為，第一要統一，第二要工業化，第三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我說：那農民問題呢？土地問題呢？他想了一會兒說：你說得對，這是我沒想到的。軍隊和工業很重要，但基礎還是老百姓要吃飽飯。”

    人明又點起一支煙：“那時我就覺得，這個人雖然站在統治階級那邊，但至少……愿意聽不同意見，愿意思考。后來他去了黃埔，跟了大隊長，走了另一條路。但聽說在黃埔，他講課還是強調‘軍人為民’，不是為某個人、某個黨。”

    他吸了口煙，看向周明：“周明，你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吧？”

    “聽過。”周明點頭，“他講《軍人倫理學》，說‘軍人的忠誠，首先是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然后才是對長官的忠誠’。這話在當時很大膽，因為大隊長正強調‘絕對服從’。”

    “所以這個人，”人明敲了敲煙灰，“有他自己的原則。抗日時期，他打得不錯。內戰時期，他消極對待。最后時刻，他讓部隊放下武器，減少流血。這些，都是事實。”

    總政治部副主任欲又止。

    人明看出來了，擺擺手：“我知道你要說什么。功是功，過是過，政策是政策。我的意見是：該送功德林，還是要送。”

    與會者都有些意外。

    “但是，”人明話鋒一轉，“送進去，怎么對待，是另一回事。李宇軒和其他戰犯不一樣。第一，他抗日有大功。第二，他保護過我們的同志。第三，他在最后時刻做了正確選擇。所以，我的意見是：送進去，走程序，但內部要特殊關照。”

    他看向總政治部：“你們擔心下面有意見？那就把道理講清楚。抗日有功的，我們永遠承認；做過好事的，我們永遠記得。但歷史問題要處理，程序要走。送進功德林，不是要整他，是要保護他——現在外面還有國民黨特務想救他吧？”

    周明接話：“確實。我們得到情報，軍統有一支特別行動隊潛入大陸，目標之一就是‘清除叛將’。李宇軒如果不在我們控制下，反而危險。”

    “所以，”人明總結，“送功德林，對外體現政策的嚴肅性，對內實際是保護。等過一段時間，局勢穩定了，再考慮下一步。你們看怎么樣？”

    沒有人再反對。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