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沈陽城外的臨時指揮部里，煤油燈的光暈在軍事地圖上搖曳不定。連日秋雨讓帳篷里彌漫著一股潮濕的霉味，水珠順著帆布接縫滴落，在彈藥箱上濺起細小的水花。杜與明站在地圖前，手指重重按在“錦州”二字上，指腹的老繭蹭過粗糙的紙頁。遼西走廊的山地在等高線上密集如蛛網——那里將是掩護難民入關的最后屏障。

“主任走了嗎？”他頭也不抬地問，聲音里帶著徹夜未眠的沙啞。

黃偉正用紅鉛筆標注日軍動向，聞頓了頓筆尖：“走了，今晚8點的火車。”他將鉛筆重重一戳，“主任說，最多能在金陵給我們爭取一個月時間。這一個月里，金陵不會再催我們撤軍。”

“一個月……”杜與明喃喃道，指尖在地圖上丈量著從沈陽到山海關的距離，“時間有點短呀。”

“沒有辦法。”黃偉嘆了口氣，攤開傷亡統計簿，“從沈陽外圍戰到長春反擊，我們第五軍從8萬人擴編到11萬，現在又只剩8萬多了。東北軍那邊更慘，能戰的不到20萬。”

帳外傳來士兵搬運彈藥的叮當聲，夾雜著傷兵的呻吟。杜與明望著帳簾上晃動的人影，忽然問：“一個月，能救多少人？”

“總比沒有好吧。”黃偉的聲音低沉下來，“昨天遼陽的難民潮已經涌過來了，光婦女兒童就有數十萬。這些老百姓扶老攜幼，冒著秋雨往關內走，路上已經凍死餓死不少了。”

杜與明猛地站起身，軍靴在泥地上踏出深痕：“東北軍那邊能出多少人？”

“張副司令剛才來電，說最多能湊20萬。”黃偉指著地圖上的松花江流域，“但都是新編的保安隊，很多人連槍都不會開。武器裝備也差，有的部隊三個人共用一支老套筒。”

“我們第五軍呢？”

“算上后勤、輜重兵，能拉上戰場的不過10萬。”黃偉苦笑，“主任臨走前調來了三個旅，說是從華北防線硬抽出來的，再要就沒有了。江西的剿匪戰事吃緊，委員長不肯再分兵了。”

杜與明沉默片刻，突然抓起銅鈴猛搖。清脆的鈴聲穿透雨幕，各部隊主官很快踏著泥濘涌入指揮部，帽檐上的水珠滴在地板上，匯成小小的水洼。這些將領們軍裝沾記泥漿，臉上寫記疲憊，但眼神依然堅定。

“開會。”杜與明走到地圖前，將指揮棒指向遼西走廊，“主任說了，這一個月，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盡量多救東北通胞。”他的聲音清晰而有力，在雨聲中格外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