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去年開研討會時對“個體戶”“倒爺”的批判，如今他最得意的學生都選擇“下海”。他不是不理解，只是心中五味雜陳——國家大力培養他們，可他們卻奔向了“體制外。”

而在南方某城的出租屋里，張瑞盯著那張從郵局取回來的報紙，手微微發抖。屋內陳設簡陋，一張木床，一張書桌，一臺老式的收音機。

墻角堆著幾本《電子技術指導報》和手寫的程序稿紙，他反復讀著那句“不問出身，只問決心，”眼眶漸熱。

他本是華東師范計算機專業的首屆畢業生，曾參加過國家“748工程”的輔助編程工作，卻因為沒有背景和資歷，項目結束后被分流到地方中學教數學。

十幾年了，他都沒有碰過真正的計算機，只能靠維修電器補貼家用。

這次他下定決心，顫抖著提起鋼筆，在信紙上寫下第一行文字。

墨跡未干，他小心翼翼的將信紙折好，封入信封，寫上地址。他知道這封信并不是求職，而是一次對命運的宣戰。

80年代中期中，雖然已經是深秋，中國的大地正悄然的發生著變化。農村包產到戶的，炊煙裊裊升起，城市里的個體戶招聘開始掛起。

而刊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等數10家全國性報紙上的招聘啟事，像一場無聲的風暴，再次席卷了整個知識界的與科研圈。

“臨安城的江記”再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闖入了人們的視野。

在成都，某軍工電子所的工程師們在午休時唯一在傳達室，傳閱著那張從京都寄來的報紙。有人低聲說“他們真敢開8萬年薪？咱們所長才拿800……”

另一個人苦笑“人家那8萬年薪是最基本的，我聽說還有更高的，而且人家是要個能干活的，不是熬資歷的。”

當天下午就有三個聯名寫了離職申請。

在京城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幾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圍在一臺示波器前，激烈的討論著“江記，是不是，他們等的那艘船。他們招聘的全是，咱們這種沒有單位卻有技術的人！”

不過他們考慮再三，還是掏出了信紙寫了一封，求職推薦信。

當然這質疑自然也有。

“哪來的資本，敢開這種價格？”

“技術股，那玩意兒合法嗎？”

“怕是不是騙子，專門騙那些心高氣傲的知識分子。”

可當一封封回信從臨安寄出，附帶著詳細的崗位說明、薪資結構，甚至一張手繪的園區規劃圖，那些抱有懷疑心思的人開始動搖。

有人收到回信驚呼“他們甚至打電話向我的單位進行求證，問我的工作性質和保密情況。”

在國家科委會議室中，一份內參被送至副主任手中：“近日，一家名為江記的民營企業，在全國范圍內高薪聘請科研人才，待遇遠超國營單位，已有數百位重點科研骨干提交辭呈……是否干預？”

副主任沉默許久，最終只說了一句：“先看看。”

他深知，如今這股風潮已然無法阻擋。國家的科研已陷入巨大的停滯，毫無創新可。除了一些受國家影響的生產任務全部停擺外，其他的皆是依靠國家供血才得以維持。

而此刻的臨安，江辰站在新建的園區工地上，凝視著正在拔地而起的成片實驗樓，對身旁的秘書說道：“這片區域，便是我為他們規劃的最高生活和實驗區域，我們將會擁有一個、兩個、十個、百個科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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