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標準石油公司的總裁多西尼扶了扶眼鏡，用他慣有的理性口吻分析：“從純經濟邏輯看，蘇聯絕無可能為了德國而徹底放棄美國。我們的重工業機械、技術和管理經驗，是德國目前無法完全替代的。斯大林第三個五年計劃正在關鍵階段，他比我們更需要穩定的設備和技術輸入。與美國切割，最大的受益者將是德國的工業巨頭，斯大林沒那么愚蠢。”

圍坐在桌旁的西部智庫團隊——包括政治學教授哈里森、經濟學家沃頓博士和社會學家米勒女士——隨后提交了他們的聯合分析報告。

政治學者哈里森首先發：“特納先生，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蘇聯此舉最可能的動機是戰略避險。斯大林在歐洲方向面臨英法的敵意和德國的擴張壓力，在遠東又需警惕日本。他迫切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避免兩線作戰的噩夢。與德國進行試探性接觸，是一種經典的均勢外交手段，旨在利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為蘇聯爭取喘息空間，而非意圖真正結盟。”

經濟學家沃頓博士調出圖表：“我們的數據模型顯示，蘇聯在1938-1940年間對美重型機械、精密儀器和工業母機的依賴度高達65%以上。中斷這些進口，其五年計劃將面臨系統性風險。德國工業體系雖強，但產能和品類短期內無法滿足蘇聯的全部需求，且成本會急劇攀升。斯大林是精于計算的現實主義者，他不會做這種虧本生意。”

社會學家米勒女士補充了宏觀視角：“從蘇聯國家層面看，其社會穩定和政權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持續工業化的承諾上。斷絕與美國的技術貿易，將導致工業化進程放緩甚至停滯，可能引發內部不滿，動搖統治根基。斯大林的首要任務是鞏固內部，而非進行外部冒險。”

聽完智庫的分析，特納緊鎖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圖前，背對著眾人。

“所以，先生們，你們的結論是——靜觀其變？”特納的聲音恢復了往常的冷靜。

“是的，特納先生。”哈里森教授總結道，“過度反應，尤其是公開的抗議或施壓，反而會抬高蘇聯的地位，讓他們誤判自己手中的籌碼。我們應該冷處理，繼續正常的商業往來。讓時間證明，誰才是他們離不開的伙伴。”

特納轉過身，臉上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說得對。恐慌是弱者才會有的情緒。我們西部旗下的工廠，一架飛機、一臺鉆機都不會停止向蘇聯發貨。相反，我們要讓商務流程運轉得比平時更順暢、更高效。”

他目光掃過修斯和多西尼：“但是，要告訴我們在華盛頓的那些‘朋友’，暫時停止就此事進行游說。那群蠢貨一旦形成大規模的游說團體去國會山哭訴，只會打草驚蛇，讓斯大林覺得我們慌了。現在，攻守易形了。我們要表現得毫不在意，甚至有點…樂于見到他們去找德國人。該著急的是莫斯科，不是我們。”

修斯和多西尼交換了一個眼神。他們承認特納和智庫的分析在戰略上是正確的，但內心深處，一種強烈的不適感依然揮之不去。

“特納，”修斯灌了一口威士忌，語氣悶悶不樂，“道理我都懂。但被斯大林這種…社會主義國家拿捏的感覺，真他媽讓人不爽！我們才是掌握技術和資本的一方，現在卻要我們裝作若無其事，等著他來求我們？”

多西尼也嘆了口氣：“是啊，這種被動等待的姿態，違背了我們一貫主動掌控局面的商業哲學。我不喜歡這種不確定性。”

特納理解他們的感受。這些西部的資本巨鱷，習慣了用金錢和技術開路，碾壓一切障礙。如今卻要對一個他們意識形態上敵視、且試圖與另一個危險國家勾連的政權表現出“耐心”和“大度”，這確實挑戰了他們的自尊和掌控欲。

“我理解你們的不快，先生們。”特納走回桌邊，雙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前傾，目光銳利，“但最高明的獵手，往往以獵物的姿態出現。我們要讓斯大林以為他暫時掌握了主動權，讓他放心地去和德國人周旋。而我們要做的，是繼續牢牢握住他的工業命脈。等到他發現德國人提供的只是一張畫餅，而我們的機器才是他無法替代的血液時…”

他停頓了一下，聲音低沉而充滿力量：“…屆時，我們將擁有前所未有的定價權和影響力。暫時的忍耐，是為了將來更大的主動權。記住，在資本的世界里，誰更能承受風險，誰就最終能制定規則。”

會議結束，西部財閥們帶著復雜的心情離開了會議室。特納的策略無疑是精明且符合長遠利益的，但它要求他們壓抑住內心的驕傲和即時報復的沖動，去下一盤更需要耐心和冷靜的大棋。對這群習慣了高速擴張和強勢主導的西部之王來說，這堂課，學起來并不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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