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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這件事的動靜，是不是鬧得太大了？”蔣委員長的聲音帶著疲憊和一絲不易察覺的動搖，“汪那邊的人，罵我們是‘前門拒虎，后門引狼’，說我們這是飲鴆止渴！學生們也鬧得不可開交！”

宋子文扶了扶金絲眼鏡，神色冷靜如常：“委員長，動蕩是必然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引導。東部淪陷區的關余，本就在日本人手里，我們一個子也拿不到。現在通過法律形式移交給美國人，一是能換來急需的武器danyao，讓日本人用本該打我們的錢來武裝我們；二來，這也是將美國人的利益更深地綁在我們的抗戰戰車上。美國人拿了錢，就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他走近一步，壓低聲音：“至于汪先生和他的‘低調俱樂部’，他們當然要跳腳。我們越是依賴美援，他們那套‘和平交涉’的投降理論就越沒有市場。學生們的爭論，是理念之爭，更是國家未來道路之爭！我們正應該借此機會，向國民闡明：今日之犧牲，是為了明日之獨立！暫時的權益轉讓，是為了最終的不亡國、不滅種！”

蔣委員長沉吟片刻，終于重重一拍桌子：“好！就按你說的辦！讓彥及（陳布雷）抓緊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要把這其中的道理說透！要強調我們的忍辱負重和長遠眼光！”

上海，外灘華懋飯店頂層

幾位上海工商界的巨頭正舉行秘密酒會。氣氛與重慶的凝重截然不同，甚至帶著一絲隱秘的興奮。

“宋部長這一手，高明啊！”一位紡織業大亨舉杯，“關余交給了美國人，美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總得對日本人有點約束吧？咱們在上海的生意，說不定還能有個保障。”

“話是這么說，”另一位銀行家持保留態度，“可這終究是刀尖上跳舞。日本人能甘心看著煮熟的鴨子飛了？美國人又真會為了這點‘關余’跟日本人翻臉？別到最后，神仙打架，我們這些凡人遭殃。”

“風險當然有，”先前的紡織大亨壓低聲音，“但總比錢全讓日本人拿去造槍炮來打我們強！現在是亂世，亂世就要用非常之法！我看蔣委員長和宋部長，是魄力十足！”

盡管如此，角落里仍有人憂心忡忡地低語：“哎，說到底，還是我們太弱了…命運要由別人來掌握。無論是日本人還是美國人，都不是善茬。只盼著這‘權宜之計’，真能撐到抗戰勝利那一天吧。”

洛杉磯，西部委員會總部

特納·史密斯意氣風發地將那份燙金的《關余移交協定》原件拍在長桌上，西部委員會的巨頭們——修斯、波音、雷明頓等公司的代表——目光都聚焦在這份文件上。

“先生們！”特納的聲音洪亮，“看吧！這就是我們影響力的具象化！國民zhengfu東部淪陷區的海關盈余，從現在起，將源源不斷地流入我們的口袋！這不僅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更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人為了不亡國，愿意付出任何代價！”

他環視眾人，臉上露出狡黠而自信的笑容：“蔣委員長和宋子文想用這點錢把我們拖下水，直接和日本人對抗？想法不錯，但我們不是傻子。這點風險，完全在可控范圍內。我們可以讓東部的‘朋友們’——比如摩根和洛克菲勒——去給東京方面遞個話，提醒他們，日本的戰爭機器還需要我們的石油、廢鋼和機床來維持。關余的支付和結算，最終還是要經過他們在紐約的銀行體系。讓他們去警告日本人，保持‘克制’，承認我們對這筆錢的合法權利。”

會場里響起一陣會意的笑聲和附和聲。對他們而，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錢拿到了，影響力擴大了，而直接對抗的風險，則通過復雜的資本網絡和東部財團的關系被巧妙地轉移和稀釋了。

關余移交事件，如同一塊巨石投入本就波濤洶涌的池水，激起了層層漣漪。它深刻反映了抗戰相持階段初期，國民zhengfu在外交、財政上的極度困境和掙扎求存的現實主義選擇。

對國內而，它加劇了國民黨內部抗戰派與投降派的分歧，也引發了民眾對國家主權與生存權孰輕孰重的深刻思考與激烈辯論，這場“理念之爭”將持續影響戰后中國的政治走向。

對國際而，它是一次高風險的利益捆綁嘗試。美國資本力量更深地介入中國事務，其與日本之間既依賴又制衡的微妙關系因此增添了新的變數。日本方面，則面臨著如何應對這一對其經濟利益和占領區權威的直接挑戰，其內部的激進與穩健兩派勢力也將因此事件而再次角力。

所有人都清楚，這絕不僅僅是一筆錢的歸屬問題。它是一場關乎中國命運、太平洋地區格局的宏大博弈中的關鍵一步，其最終影響，遠未到揭曉之時。而中國的未來，正如那位旁觀者所感嘆，確實將取決于這場復雜斗爭中，不同理念和力量的最終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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