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生政論能力考核”上，標準也以理論為核心：期末考核中，理論筆試占60%（考四門課的核心定義、邏輯鏈、應用題），理論報告占30%（寫一篇5000字的“用理論解決民生問題”報告，如“用《品德與法典》理論分析織工工資低的根源”），實踐作業僅占10%（且必須是“理論應用類”，如“用‘幫百姓算’的理論算某村護童崗補貼”）。工農代表參與的評審，也聚焦理論：張大叔評《大明民主主義原理》的報告，看“群眾史觀的應用是否正確”；李姐評《品德與法典》的筆試，看“條款理論的理解是否到位”；王嬸評《朱靜雯的百姓思想》的作業，看“‘聽百姓說’的理論依據是否充分”，不評“實踐操作的好壞”。

“學校議事會的規劃也得圍著理論轉！”朱靜雯看著臺下的高校代表，語氣嚴肅，“以后校議事會的年度規劃里，‘理論課建設章節’必須寫清三件事：一是理論課的新增內容（如‘今年《秀英思想》加“新麥種收益理論”章節’）；二是理論師資的培訓（如‘派3名教師跟李姐學“織工工錢理論”’）；三是理論考核的優化（如‘增加“民族理論應用題”的占比’）。去年有高校的規劃里寫‘組織學生去10個鄉村實踐’，今年得改成‘組織教師去10個鄉村收集理論案例’，確保資源都用在理論建設上。”

下午兩點，投票環節開始。近兩百名工農代表舉起手里的麥稈投票牌——這是黃村麥農手工編的，麥稈上還帶著陽光的味道。朱靜雯看著滿廳舉起的投票牌，聲音帶著欣慰：“《高等學府思想品德與大明民主主義理論課建設標準》，全票通過！”議事廳里響起掌聲，張大叔把麥種分給高校代表，李姐把云錦片段塞進他們手里：“記住，理論學好了，學生自然會用；理論學歪了，再多次實踐也沒用。俺們工農要的是‘懂理論、會用理論’的學生，不是‘只會干、不會想’的學徒。”

半個月后，漢武大學的“大明民主主義學院”正式掛牌，院長是黃村的張大叔（工農代表），副院長是蘇省的織工李姐。掛牌當天，學院沒組織任何實地活動，而是開了“理論教學啟動會”：張大叔帶著《大明民主主義原理》的理論課件，給老師們講“怎么把‘群眾史觀’講透”——比如用“西鄉村反拐的百姓線索數據”，讓學生一步步推導“群眾是線索主力”的理論；李姐拿著《秀英思想》的工時理論公式，教老師們“怎么讓學生練會‘算織工工資’”——比如設計不同難度的理論題（基礎題：算8小時工時工資；進階題：算含超時和技能補貼的工資）。學院的第一堂《大明民主主義原理》課，老師先花40分鐘講“實踐論的三層邏輯”，再用20分鐘分析“黃村修渠的理論驗證過程”（理論預測：竹筐堵缺口省3萬；實際數據：省3.2萬，驗證理論正確），最后留20分鐘讓學生做“理論應用題”：“用實踐論分析‘閩省港口反拐’中，‘數據庫核驗’理論是否被驗證”，全程沒有任何實地環節。

京北百姓大學的《朱靜雯的百姓思想》課上，王嬸（護童員，工農代表）作為理論課兼職教師，給學生講“聽百姓說”的“溝通場景理論”：“為什么在麥場聊護童需求比在村部聊好？理論上有三個原因：一是麥場是百姓熟悉的場景，放松；二是編麥稈的動作能緩解緊張，愿意說；三是旁邊有其他村民，能互相補充需求。”她沒帶學生去麥場，而是給了一組場景對比數據（麥場聊出需求80條，村部聊出30條），讓學生用理論分析“為什么數據有差異”，寫1000字報告。學生們說：“以前總覺得實踐才有用，現在發現，把理論學透了，看數據就能懂民生，比跑出去瞎問管用。”

三月初，全國議事會組織督查，看到的是這樣的場景：蘇省織工專科學校的《品德與法典》課上，學生們正在做“理論應用題”——給一份作坊工時記錄（織工每天工作9小時，時薪2明幣），用第28條“工時保障理論”算超時工資（1小時x2x1.5=3明幣），再分析“作坊主不發超時工資是否違憲”，每個答案都附理論依據；川省涼山的彝族學生，在《常靜徽思想》課上寫“理論分析報告”——用“共識理論”分析山寨護童議事會的記錄，指出“唱護童歌謠后，共識達成率提高40%”，符合理論預期；漢武大學的學生，在《大明民主主義原理》課上提交“理論驗證報告”——用“民生整體觀”分析“西鄉村護童崗+麥餅攤”方案，指出“護童崗解決安全問題，麥餅攤解決補貼問題，兩者互補，符合民生整體需求”，理論應用正確率達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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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報告里寫著：“全國67所高校均已按標準調整課時，四門課程理論課占比全部達標（60%以上），實踐課均為‘理論應用類’；學生理論考核合格率從45%提升至82%，能獨立用理論分析民生問題的比例從38%漲到78%；高校年度規劃中，‘理論建設投入’占比從30%提升至65%，用于收集理論案例、培訓理論師資的經費增長120%；工農代表參與理論教學（如審定課件、評審理論報告）的比例達92%，學生作業中‘理論依據明確’的占比從25%漲到90%。”

督查結束那天，朱靜雯、趙麥圍、朱悅薇、陳紡娘、馬淑賢、林織娘坐在漢武大學的教室里，看著學生們做《大明民主主義原理》的理論筆試。考場上，學生們正在答一道論述題：“用《韻瀾思想》的‘實踐三步法’理論，分析‘黃村麥種選種’的過程（調研：聽老農說需求；分析：用理論篩選麥種；驗證：試種看產量），指出每一步的理論依據。”趙麥圍看著學生們筆下清晰的理論邏輯，笑著對身邊的張大叔說：“你看，這才是俺們要的理論課——學生懂理論、會用理論，以后到了鄉村，不用教就知道‘怎么用理論分析問題’，比只會干體力活強多了。”

朱靜雯看著講臺前的理論課件，上面寫著《大明民主主義》里的一句話：“理論是民生的指南針，先有清晰的理論，才有精準的實踐。”她知道，這場調整不是“削弱實踐”，而是“回歸理論本質”——理論是根，實踐是果，只有根扎得深，果才能結得實。以后，高校的理論課還要繼續深化：麥種出了新品種，就加“新麥種的收益理論”；織坊有了新機器，就加“新機器的工時理論”；山寨有了新需求，就加“新需求的共識理論”，讓每一門課、每一個學生，都成為“理論扎根民生”的踐行者，讓馬克思主義改變大明的力量，從“理論的深度”里生長出來。

夕陽落在教室的窗臺上，映著學生們筆下的理論公式和民生案例。朱靜雯心里踏實——這就是理論課該有的樣子：沒有多余的實踐折騰，只有扎實的理論教學；沒有空泛的口號，只有落地的理論應用；沒有工農代表跟著跑實踐，只有工農代表陪著磨理論。這樣的課，才能育出“懂民生、會思考”的新人，才能讓大明的民生建設，走得更穩、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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