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見·皖南事變

一＞、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沉痛轉折與歷史鏡鑒

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山區，寒霧彌漫在青弋江兩岸，本該是國共攜手抵御日寇的戰場，卻響起了同胞相殘的槍聲。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九千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突遭國民黨頑固派重兵伏擊，一場震驚中外的反共慘劇就此發生。

這便是載入中國抗戰史與國共關系史的“皖南事變”。它不僅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更以鮮血為代價，深刻影響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共合作格局，成為后世審視民族危亡時刻黨派抉擇的重要歷史坐標。

二＞、見·事件背景：暗流涌動的“北移”迷局與反共陰云

一九四零年的中國，抗日戰爭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將主要兵力轉向敵后戰場，對八路軍、新四軍開展頻繁“掃蕩”；而國民黨頑固派卻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下，不斷加劇對ong領導的抗日武裝的摩擦——從一九三九年的“平江慘案”“確山慘案”，到一九四零年的“黃橋戰役”，反共逆流逐漸升級，為皖南事變埋下了禍根。導火索源于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聯名發出“皓電”。

這份電報無視新四軍在敵后戰場的抗日功績（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零年，新四軍就對日偽軍作戰二千余次，殲敵五萬余人），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并將部隊縮編為十萬人。明眼人皆知，這一要求暗藏殺機：黃河以北早已被日軍嚴密控制，八路軍、新四軍北移無異于自投羅網；而縮編要求更是試圖削弱ong抗日武裝的有生力量。ong中央從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出發，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

十一月九日，毛澤東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復電（“佳電”），明確拒絕“北移黃河以北”的無理要求，但為表合作誠意，同意將皖南新四軍部隊移至長江以北。這一讓步，本是為避免內戰、集中力量抗日，卻被國民黨頑固派視為“軟弱可欺”，一場針對皖南新四軍的伏擊計劃悄然醞釀。

此時的皖南新四軍軍部，面臨著兩難困境：軍部及所屬部隊（主要為第一、三、五、九團）共九千余人，駐扎在安徽涇縣云嶺地區，北移路線被國民黨軍層層封鎖。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按照蔣介石的密令，調集了七個師共八萬余人（包括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團軍），在新四軍北移必經的涇縣、太平、旌德一帶構筑了四道封鎖線，形成“口袋陣”，只待新四軍進入伏擊圈。

三＞、見·事件經過：青弋江畔的血戰與悲壯突圍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夜，皖南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在葉挺、項英率領下，冒著寒風細雨，從云嶺出發，開始北移。最初，部隊計劃經銅陵、繁昌一帶北渡長江，但因日軍加強長江防務，臨時改道經旌德、寧國、廣德，再轉赴蘇南，最終北渡長江。這一臨時改道，使部隊陷入了國民黨軍預設的包圍圈。

一月六日，當新四軍先頭部隊行至涇縣茂林地區的丕嶺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第四十師的伏擊。槍聲打破了山區的寂靜，新四軍倉促應戰，葉挺一面指揮部隊反擊，一面致電顧祝同，要求其制止部隊進攻，卻遭到顧祝同的無視。

隨后，國民黨軍八萬余人從四面八方向新四軍發起猛攻：第四十師、五十二師、六十二師從正面推進，第一零八師、一四四師從側翼包抄，第七十九師、一九二師則切斷新四軍的退路，妄圖將新四軍“一網打盡”。

彼時的新四軍，雖有抗日作戰的豐富經驗，但面對數倍于己、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且身處地形復雜的山區，處境極為艱難。葉挺臨危不亂，將部隊分為三路：第一團為左路，向旌德方向突圍；第三團為右路，向太平方向突圍；軍部及第五、九團為中路，向茂林方向突圍。

然而，國民黨軍憑借優勢兵力和預設陣地，對新四軍展開了瘋狂進攻——飛機低空掃射，重炮轟擊陣地，步兵輪番沖鋒，新四軍的陣地一次次被突破，又一次次在戰士們的血肉之軀下奪回。

七日至十日，戰斗進入最慘烈階段。中路軍在高嶺、坑口一帶與國民黨軍激戰，戰士們用buqiang、手榴彈對抗敵人的重機槍和迫擊炮，不少連隊打到只剩十幾人，仍死守陣地；右路第三團在清弋江兩岸與敵周旋，團長黃火星率部反復沖鋒，最終因寡不敵眾，被迫分散突圍；左路第1團在突破國民黨軍封鎖線時，遭到敵第144師的圍追堵截，團長傅秋濤率部分戰士突出重圍，其余戰士大多犧牲或被俘。

一月十二日，國民黨軍對新四軍軍部所在地石井坑發起總攻。此時的新四軍軍部僅剩二千余人，糧彈耗盡，傷員遍地。葉挺深知突圍無望，為保護剩余戰士的生命，決定親自前往國民黨軍第32集團軍司令部談判。然而，當葉挺抵達后，卻被上官云相無理扣押——這便是后來震驚全國的“葉挺被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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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被扣后，新四軍軍部失去指揮核心，剩余部隊雖繼續頑強抵抗，但終因力量懸殊，于月十四日被國民黨軍攻破陣地。項英、周子昆（新四軍副軍長）在突圍中轉移至涇縣蜜蜂洞，卻于三月十二日被叛徒劉厚總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戰斗中身負重傷，為避免被俘，毅然舉槍自盡。

至一月十七日，皖南新四軍部隊除約二千人（包括傅秋濤、黃火星等率領的部分突圍人員）分散突出重圍外，其余七千余人或犧牲、或被俘，武器裝備幾乎全部損失。

四＞、見·事件結果：反共逆流的破產與新四軍的重生

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不僅毫無悔意，反而倒打一耙。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蔣介石以國民zhengfu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通電，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并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這一蠻橫舉動，徹底暴露了其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實面目，也將國共關系推向了破裂的邊緣。ong中央對此作出了迅速而堅決的回應。

一月十八日，ong中央發出《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明確指出皖南事變是“國民黨頑固派有計劃地制造反共慘劇”，要求全黨全軍“堅決反抗國民黨的進攻”，同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使統一戰線破裂”。

一月二十日，毛澤東以ong中央軍委名義發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的新四軍軍部下轄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總兵力約九萬人，繼續在華中敵后戰場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這一舉措，不僅挫敗了國民黨頑固派“消滅新四軍”的圖謀，更使ong領導的抗日武裝在華中地區站穩了腳跟。與此同時，ong通過《新華日報》等媒體，向全國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月十八日，《新華日報》刊登了周恩來為皖南事變題寫的挽聯：“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十六個字，以悲憤的筆觸控訴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徑，迅速傳遍全國，引發了各界人士的強烈共鳴。

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愛國華僑紛紛發表通電、宣，譴責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連國民黨內部的有識之士（如張沖、馮玉祥等）也對蔣介石的反共政策表示不滿，認為此舉“不利于抗日，只會讓日寇坐收漁利”。

國際社會的反應也對國民黨頑固派形成了巨大壓力。蘇聯zhengfu明確表示反對中國內戰，要求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日”；美國駐華大使詹森也向蔣介石提出警告，指出“中國的內戰將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在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下，蔣介石的反共政策陷入孤立，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

一九四一年三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八中全會，雖仍堅持反共立場，但不得不表示“以后決無剿共軍事”，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此落幕。

五＞、見·歷史意義：民族危亡時刻的深刻啟示

皖南事變雖以新四軍的慘重犧牲為代價，卻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的重要轉折點，其歷史意義深遠而復雜，至今仍給后人以深刻啟示。

首先，它徹底暴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質。在日軍侵華、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頑固派不顧民族大義，將槍口對準抗日友軍，不僅削弱了抗日力量，更給了日寇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