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西德，是其“經濟奇跡”后的巔峰時期，在歐洲的地位舉足輕重。

西德，是冷戰鐵幕西側一臺轟鳴作響的經濟引擎，更是整個歐洲無可爭議的經濟霸主。堅挺的德國馬克如同定海神針，支撐著歐洲貨幣體系的半壁江山，而德國聯邦銀行的每一次政策調整，都足以在整個歐洲經濟圈掀起波瀾。從飛馳的汽車到精密的機械，從創新的化工產品到可靠的電子設備，“德國制造”四個字就是品質與信譽的代名詞，為這個國家贏得了全球市場的青睞和源源不斷的財富。巨額的貿易順差如同滾雪球般累積，讓西德的國庫日益充盈，也讓它在國際事務中擁有了更多底氣。

西德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經濟范疇，在政治舞臺上，它正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崛起。

新東方政策（ostpolitik）：這是時任總理維利·勃蘭特拋出的一顆“緩和”炸彈。它打破了東西方之間的堅冰，讓西德從一個被冷戰陰影籠罩的前沿國家，搖身一變成為連接東西方的關鍵橋梁。通過與蘇聯、東德及東歐國家的和解與對話，勃蘭特極大地緩解了歐洲的緊張局勢。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是授予他個人的榮譽，更是國際社會對西德這一全新領導角色的高度認可。

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在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的藍圖上，西德與法國緊密攜手，構成了堅不可摧的“法德軸心”，成為推動歐洲聯合的核心動力。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西德是歐共體預算最主要的出資方，這讓它在共同農業政策的制定、共同體的擴大（如1973年英國、丹麥、愛爾蘭的加入）等一系列關乎歐洲未來的重大決策中，擁有了舉足輕重的話語權。

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當時被譽為戰后資本主義的“成功典范”。它巧妙地平衡了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繁榮、社會的高度穩定以及勞資關系的相對和諧。當英國等國家正深陷bagong浪潮和經濟滯脹的泥潭時，西德卻展現出一派井然有序、欣欣向榮的景象，成為許多國家羨慕和學習的對象。

到了70年代末，西德已經不再是那個在二戰廢墟上艱難重建的戰敗國。它在經濟上早已超越英法，成為歐洲的“經濟火車頭”；在政治上，它通過“新東方政策”和對歐洲一體化的主導，贏得了與英法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具優勢的地位。它的崛起，深刻地重塑了戰后歐洲的格局。

慕尼黑，第十天。

陳陽站在公寓的窗前，指尖無意識地敲擊著窗臺。窗外是70年代特有的街景，汽車的造型、行人的穿著、遠處工廠的煙囪……一切都帶著這個時代獨有的印記。

這不是他第一次穿越，但每個世界的時代背景都是全新的挑戰。“幻靈”為他植入的身份是西德華裔二代，父母雙亡，留下這間老城區的公寓。這個身份很方便，有基本的落腳點，又沒有太多社會關系牽扯。

語？那是基礎中的基礎，對他來說和母語沒區別。

他花這十天時間，不是來適應生活的，而是在進行一場徹底的“環境掃描”。他像一個最高明的獵手，不動聲色地穿梭在慕尼黑的街頭巷尾，觀察著這里的經濟活動、社會風氣、人們的消費習慣，以及最重要的——這個時代特有的、尚未被發掘的機遇。

守著這間公寓沒有意義。他需要啟動資金，需要在這個世界快速站穩腳跟。

陳陽的目光投向遠方，眼神銳利而平靜。他已經收集了足夠多的信息碎片，是時候離開慕尼黑，去尋找那個能讓他賺到第一桶金的“獵物”了。

接下來的三個月，陳陽像一陣無聲的風，掠過了歐洲大陸的幾個主要國家。

他沒有選擇循規蹈矩的方式。憑借著對各個城市陰暗角落的精準判斷，以及那個方便至極的“空間”異能，他的第一桶金積累得迅速而隱秘。

在阿姆斯特丹的運河旁，在巴黎的地下賭場里，在羅馬某個家族的隱秘據點中……那些見不得光的金錢和物資，悄無聲息地消失，然后出現在他的空間里。這并非什么復雜的計劃，更像是一場高效的“收割”。

當他覺得時機成熟，便帶著這筆啟動資金，悄無聲息地返回了慕尼黑。至于具體數額，無人知曉，只有陳陽自己清楚，他口袋里的“種子”，已經足夠在這個時代，生根發芽了。

回到慕尼黑后，陳陽沒有絲毫猶豫，立刻用他“賺”來的第一桶金，在慕尼黑近郊購置了一棟帶花園的-->>獨棟別墅，又在市中心繁華地段買了一套視野開闊的豪華公寓。兩套房產，一套用于私密生活，一套方便未來辦公或接待。至于車子，他現在14歲的年紀確實還拿不到駕照，這個問題只能先放一放。

安頓下來，手頭又有了充裕的資金，陳陽反倒有些閑下來了。西德的繁華和秩序他已經見識得差不多，一個念頭突然冒了出來——東德。

那個只隔著一道墻，卻仿佛是另一個世界的地方。

他聽過很多關于那里的傳聞。有人說，那里的街道很安靜，但安靜得有些不正常；有人說，那里的人們眼神里總是帶著一種他無法理解的謹慎。空氣中似乎彌漫著一種無形的壓力，讓人喘不過氣。

這些零碎的、充滿神秘感的描述，像鉤子一樣撓著陳陽的心。越是未知，越是被形容得“不那么好”，他就越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