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畫上的題識寫著：‘九月上陵還寫所見。甲子秋玄宰為絚北丈贈行。’

董其昌是嘉靖三十四年生人，萬歷十七年（1589年）中的進士，李杰在心里默默的推算了一下甲子年是哪一年。

天啟四年，也就是1624年，正是農歷甲子年。

甲子秋，九月，即1624年九月份，和董其昌的生平倒是對的上。

熟知明史的人都知道，萬歷年間最有名的就是國本之爭了，而董其昌中進士的年份正處于國本之爭，當了一年官，董其昌就借口回家養病辭官了。

直至泰昌元年（1620年），董其昌才重新起復，但是光宗是一個短命鬼，當了一個月的皇帝就龍馭賓天了，后來繼任的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天啟皇帝。

當時朝政被魏忠賢和天啟帝的乳母客氏把持，董其昌遭受排擠，在中央呆了四年多，天啟五年（1625年）就被打發到了金陵擔任禮部尚書。

綜合董其昌的生平履歷，題識上的日期是符合史實的，沒有錯誤。

至于，上陵大概率是上皇陵的意思，天啟四年董其昌還是禮部侍郎，去皇陵執行公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另外題識中出現的人名‘絚北丈’，這件事已經無關緊要了。

題識下方印著兩個印章，分別是‘董氏玄宰’和‘宗伯學士’。

從鈐印的角度看，也沒什么大問題，董氏玄宰是董其昌的私印，‘宗伯學士’同樣是他的個人私印。

（鈐印就是古代官方文件或書畫、書籍上面的印章符號，其意義在于表明所屬者對加蓋印章之物的擁有權、使用權或認可，通俗來講就是宣誓主權，就像乾隆帝一樣，喜歡拼命的蓋章。

不過他蓋得章不能稱之為鈐印，只能稱之為鑒印，即鑒賞印）

宗伯學士的名頭由來可以追溯到《周禮》，北周《周禮》置六官，其春官府亦以大宗伯為長官，設卿一人，正七命；佐官為小宗伯。

到了玄宗時期，《唐六典》謂大宗伯相當于禮部尚書，小宗伯相當于太常少卿。

董其昌起復的那一年被任命的官職就是太常寺少卿，而且他本人又是翰林院學士，小宗伯和翰林院學士結合起來，就是‘宗伯學士’。

等到董其昌擔任了金陵禮部尚書之后，他又刻了一個‘大宗伯’的私章。

總而之，‘董氏玄宰’和‘宗伯學士’都是董其昌曾經用過的私章。

所以，這幅畫上的鈐印也沒問題。

看完鈐印，李杰的目光又移至畫紙的左下角，這里同樣蓋著兩個鮮紅的印章，蓋章的地方是字畫的空白處，不太影響畫的觀賞性。

而且印章的旁邊沒有字，像這種印章就是所謂的鑒印。

上面的那個鑒印是‘韻湖借觀’，下面那個是‘田溪書屋’。

多虧了關老爺子，這兩個鑒印所代表的含義，李杰恰巧知道。

韻湖應該是指光緒年間的大收藏家李玉芬（原字是棻，打起來麻煩，簡化了），字真木，他的號有很多，均湖、韻湖、畇瓠、蘊壺，全都是他的馬甲。

他在光緒年間編了一本書——《書畫書錄解題》，全書共收錄了上千名畫家，但凡有記載的書畫，必定是李玉芬親眼看過的，或是自藏，或是友人所藏。

既然鑒印上刻著‘借觀’兩個字，那么在光緒年間，這幅畫多半是在李玉芬的友人手上。

其實，有了這一個章，等于是李玉芬這樣的鑒賞大家親自給它作了認證，基本上可以確認這幅畫應該是真跡。

剩下的那個刻有‘田溪書屋’的章同樣不簡單，田溪書屋是廣洲大收藏家何冠五的齋號。

（馬上十二點了，先上傳，不然全勤沒了，這一章劇情沒寫完，回頭我在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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