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壽宴就在一種皆大歡喜的氛圍之中過去了，這是朱棣這十幾年來過的最開心的一次壽宴。

沒有虧空，沒有哭窮，也沒有官員上表說他浪費人力，下西洋的巨大收獲，堵住了眾多官的口，讓朱棣難得一陣清凈。

借此機會，朱棣做了兩件事，一者頒布詔令纂修天下郡縣志，由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庶子楊榮、檢察院首席金幼孜等人總裁此事，并遣官前往各地廣泛悼念史料及舊志書。

二者，規定僧、道人數在府一級為四十人，州一級為三十人，縣一級為二十人，出家五年后，到僧錄道錄司考試合格者頒牒，否則罷遣為民。

這兩件事，都是朱棣對當前大明態勢做出的政策調整，第一件看似是編撰縣志，實際上是讓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等人私下巡視各地。

因為他自從紀綱開始，就一直在整頓官場革新吏治，直接將東南沿海地區的大量貪官污吏革除。

可經過了兩年的整頓，范圍卻只限于沿海各地，整頓的范圍只占大明朝的五分之一。

誠然，東南是大明的經濟重地，整頓這些地方的官場，對于變法有莫大好處，可這并不代表別的地方就不需要反腐。

相反，恰恰是因為別的地方對經濟的貢獻不大，所以這種偏遠地區的腐敗，才讓人感覺觸目驚心。

所以朱棣這一次讓編撰縣志，就是為了讓他的心腹，可以深入廣大地方，進行吏治的探查。

這道旨意有一個好處，你如果是以反貪的名義下派官員，那各地的蛇蟲鼠蟻聞之，就會紛紛躲避。

可若是以編撰縣志的名義，那眾人就有機會直接接觸下方的真實情況，凡是遇到的阻礙，都可以編縣志敷衍過去。

由此這一次前往地方的官吏，除了三個大佬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檢察院的檢察官，準備徹查各地的貪腐問題。

而官吏整治，只是解決官吏的問題，實際上在朱棣統治時期，還一個問題極大地影響著國家運轉，那就是僧道問題。

這也是歷史遺留問題，不過問題不在老朱，而在元朝，這是由于元朝的統治者崇尚佛學，極大提升了僧人的地位，導致元朝僧人極為泛濫。

在彼時，僧人不需要交稅，也不受法律約束，大量百姓為了免罪，便會直接出家，免受統治階級的壓榨。

這使得元朝僧人一度泛濫，每年國家光是布施賞賜的錢財，就在千萬之多，這也導致僧人越來越多，活不下去就會出家避禍。

比如朱元璋就為了生活，曾經當過和尚，要不是因為元末朝廷腐敗，老朱還真不一定會造反。

而在這種僧道泛濫的局面下，自然影響到了國家經濟，僧人貪贓枉法就不說了，大量的勞動力出家，也會使得糧食減產。

所以朱元璋剛一上臺，就對僧道進行了嚴格的規范，宣布出家人必須經過考試才能發放度牒，不經過考試的僧道一律不被官方承認。

這種政策，一度遏制住了僧道泛濫的趨勢，直到朱棣上臺，崇信道教的他開始抑制僧侶，提高道家的待遇。

導致原本止住的出家潮，又有了復起的趨勢，在永樂十五十六年尤其猖獗，有大量的出家并沒有官方認證。

在加上此時國朝變法，需要大量人力，故而朱棣便想起了對僧道的限制，他索性規定好人數。

不僅要讓僧道考試，還不準超限，嚴格對度牒的方法，改變大明朝崇尚道學的社會風氣。

這兩個旨意一下達，自然又在大明境內掀起了一波風雨，而就在這時，朝堂上卻又再起風波。

先是一日朝會之上，有官員密報，說太子朱高熾于監國期間擅自釋放罪員，引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

隨后又有官上表，彈劾鎮海王朱高燨，在交趾一地倒行逆施，侵占百姓，惹得民間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