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這么問吧，在國家危難時，商人們不愿意捐銀子捐物資幫助國家渡過難關，而文臣武將們卻是有很多捐助家產、帶領子弟抗擊。

哪怕是國亡了也會自殺身亡呢？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眾官員臉色又是一變，額頭冷汗都下來了。

哪怕是他們都是正二品的大員，掌控著大明的走向，但此刻聽著皇帝的問話依舊心驚無比。

心驚之后則是思考著皇帝的問題。

“陛下，臣以為這是制度性上的問題，科舉制度造就了學而優則仕的終身依附關系，官員的功名、俸祿乃至家族榮譽全部系于朝廷，

我們可以說官員是食祿者。俗話說：食君之祿忠君之事，”

第一個出聲的依舊是袁可立：“而商人則是通過商業手段獲得利潤，與朝廷沒有深度的捆綁，是食利者。

食利者往往就有唯利是圖，趨利避兇，民間有流傳‘亂世購田不如藏金，藏金不如通夷’。”

“陛下，臣以為有道德上的壓力！”

禮部尚書劉宗周出班了：“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文官集團的自我規訓，

朱熹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種理念通過《朱子家禮》滲透到官僚階層，

其次則是史書的編纂權掌控在士大夫手中，《宋史·忠義傳》記載478名殉國官員，而商人僅收錄一例。

常年累月的對商人看不起，以至于就算是商人忠義，也不一定會被記錄。

其三則是商人的道德豁免，儒家‘義利之辨’使商人先天背負道德原罪，反而獲得行為自由，這一點是官員們無法做到的。

歷朝歷代國滅后，新朝建立后當地商人出資建立忠烈祠以洗白自已，然后繼續做生意，毫無道德上的譴責。”

“劉尚書所極是！”

兵部尚書侯恂出班接過話題：“正是因為有了這種道德的約束，讓官員們處在難以抉擇的地步，

新朝若是請他們出來做官，他們做還是不做？

答應做官，那讓他們如何面對百姓？如何面對史書？

不做，那就是不給新朝面子，尤其是新朝局勢未穩的情況下，官員就是嘴不穩定因素，很可能就會出現登高一呼，山鳴谷應，這是當權者最怕的。

明著不好干掉，但暗地里有的是手段，與其連累家眷，不如自殺身亡。

一來保全了名聲，史書留名；

二來保全了家眷，哪怕是新朝統治者也不大會對這種人的家眷動手的，甚至還會表彰，以彰顯其仁慈和節氣，用以收攏人心！”

“對，除了這些因素外，新朝建立后要休養生息，恢復經濟，這些都要依靠商人們，只要在新朝進攻時商人沒有竭力幫助舊朝，新朝也不大會對其動手。

甚至說待新朝的勢力在城內站住了腳步，送點銀子糧食等等，可能還會得到賞賜等等，這種在歷史上并不少見。

當然了，也不排除，敵人進城就燒殺劫掠等等，但商人因為其流動性和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中理念，就會對這種很敏感，可能敵人還未到他們就逃走了。

兵荒馬亂，找個地方重新落腳就是了，憑借著藏好的銀子很容易東山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