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化部甫一成立，便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效與務實，其鋒首先直指剛剛平定的東瀛省。

首任宣化部尚書，由德高望重、主張“經世致用”的趙南星親自掛帥。他雖年事已高，但為表率，自請赴任。隨行遴選的五十名翰林編修、國子監博士、地方書院山長，皆為一時之選，懷揣著“教化蠻夷”的使命感與“踐行圣學”的理想，登上了開往長崎的海船。

抵達東瀛后，宣化部與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緊密配合。

首要任務便是建立覆蓋府、縣、鄉三級的教育網絡！

強制征用各地廢棄神社、寺廟、甚至部分武士宅邸，改建為“大明社學*。趙南星親自督造教材：

《皇明東瀛訓蒙集》：圖文并茂，以簡單漢語教授忠君愛國（忠于大明皇帝）、基本禮儀（跪拜、揖讓）、日常用語、農桑常識。開篇即是：“日月所照，皆為明土；圣天子德，澤被東瀛”。

《圣諭廣訓（東瀛簡本）》：將朱元璋《圣諭六》及易華偉關于“行知合一”的訓示，用最淺顯的日漢雙語對照解釋。

《律例要略》：摘錄《大明律》核心條款，配以圖示（如偷盜砍手、殺人償命等），震懾與教化并行。

布政使司頒布嚴令，凡東瀛省六至十二歲孩童（不分男女），必須入就近社學，接受五年漢文與圣訓教育！父母阻撓者，罰苦役；地方官吏執行不力者，罷官問罪！一場以漢語和忠君思想為核心的“洗腦”風暴，席卷列島。

宣化部在鹿兒島（暫定省治）、東瀛府（江戶）、京都三地設立“東瀛提學道衙門”，負責組織科舉。

童生試（縣試）：重點考察《訓蒙集》、《圣諭廣訓》背誦理解，及簡單漢語讀寫、算學。

生員試（府試）：加試《論語》、《孟子》節選（雙語對照），側重對“孝悌忠信”、“知行關系”的理解闡述。策論題目緊扣東瀛實際，如“論勸課農桑于新省之要”、“如何化解新附之民疑慮使其歸心王化”等。

鄉試（省試）：在鹿兒島舉行。除傳統經義（難度降低），策論權重極大，題目皆由文化部結合東瀛治理難點擬定，如“論礦山役工管理之策”、“論因地制宜推行保甲連坐”等，要求考生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王陽明“知行合一”、“事上磨練”思想成為答題的核心理念支撐和加分項。

東瀛省考取的秀才、舉人，優先補充本省府、縣衙門的吏員、教諭等職位。成績優異者，可被推薦至宣化部在當地的機構任職，或由布政使司選送北京國子監深造（此為極少數）。此舉旨在培養一批認同大明、熟悉本地情況、具備一定能力的“歸化精英”，成為統治的基石。

另外，由宣化部頒布《東瀛易俗令細則》，由各地官府及駐軍強制執行：

除特許之協從軍及官府差役，嚴禁平民攜帶任何刀具（包括脅差、短刀），違者重處。收繳的刀具熔鑄為農具或兵器。

強制推行大明發式（男子束發，不得剃月代頭）與服飾（布衣短打，禁用和服、f）。設三年過渡期，過渡期內穿戴倭服者需繳納“異服稅”。三年后，仍不改易者，視為不遵王化，罰沒家產。

嚴禁切腹、殉死；廢除公卿、武士等一切舊階級稱謂與特權；規范婚喪嫁娶儀式，取締神社祭祀活動，引導轉向祭拜“天地君親師”及地方先賢（如鄭芝龍在東瀛各地開始被立祠祭祀）。

在鹿兒島、東瀛府、京都等地，由官府出資，建立“模范街坊”。招募歸順的東瀛平民入住，完全按照大明江南市鎮模式建造房屋、經營店鋪、穿著漢服、使用漢語，并享受一定的賦稅減免。以此作為“王化”的樣板，吸引和示范。

易華偉設立宣化部并力推“外任五年”與“知行合一”的圣諭，如同在看似平靜的朝堂與士林投下巨石，激起千層浪。

清貴的翰林們首次面臨必須“下放”蠻荒的硬性要求。有人稱病辭官，有人托關系想留京，但更多有抱負的年輕翰林，如黃道周、倪元璐等人，視此為實踐理想、建功立業的絕佳機會，主動請纓加入宣化部第二批赴任名單，目標直指東瀛或安南。

他們離京時，同僚相送，眼神復雜，有同情，有不解，也有隱隱的敬佩。

皇帝推崇“知行合一”和王學（雖非官方獨尊，但地位明顯提升），使得各地書院風氣為之一變。空談性理的風氣稍減，講求“事功”、“實踐”的學問開始受到重視。一些書院甚至主動開設“輿地”、“夷情”、“算學”、“農政”等實用課程，為學生將來可能的外任或參與新省治理做準備。

《京報》等官方喉舌，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東瀛社學的建設進展、歸化學童朗誦《訓蒙集》的童音、以及宣化部官員深入礦山、鄉間推廣農桑新法的“感人事跡”。著重強調他們在艱苦環境中“踐行圣學”的精神。先前反對征倭的聲音，徹底被“拓土萬里，教化蠻夷”的宏大敘事所淹沒。

紫禁城，乾清宮西暖閣。

易華偉看著丘成云密報的東瀛社學推廣進度表，以及文化部關于第一批“模范街坊”反響的奏章，指尖劃過地圖上那些新標注的“社學”紅點。他提起朱筆，在奏章上批道：

“教化之道，潤物無聲，貴在持之以恒。金銀可堵庸人之口，唯此朗朗書聲，方為熔鑄人心、永固疆圉之根本！文化部諸臣，當深體朕‘知行合一’之圣意，于新土之上，行圣賢之道，開萬世太平！”

他擱下筆，望向窗外。

秋日的陽光灑在紫禁城金色的琉璃瓦上，璀璨奪目。這光芒，正跨越萬里波濤，照耀在鹿兒島的社學堂前，也照耀在那些身著新領的漢服、口誦“日月所照，皆為明土”的東瀛孩童身上。

一場以文化為利劍，以教化為熔爐，旨在將新附之地徹底鍛入帝國肌體的宏大工程，正伴隨著圣諭的指引和金銀的流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在東瀛列島乃至更遙遠的未來疆域上，隆隆推進。

帝國的邊疆，在刀劍征服之后，正被另一種更堅韌的力量――文字、語、衣冠和思想――重新塑造和固化。

………………

昭武八年，（1605年）。

紫禁城的琉璃瓦在春日下流淌著金色的光芒。

乾清宮西暖閣內，易華偉的目光緩緩掃過戶部呈上的最新黃冊。當“一億八千三百六十七萬口”這個數字映入眼簾時，這位以鐵血手腕征服東瀛、又以宏圖遠略經營天下的帝王，嘴角終于揚起一絲笑意。

自昭武元年伊始，易華偉力排眾議，在皇莊御田親自試種土豆（馬鈴薯）、玉米（玉蜀黍）、番薯（甘薯）。

在驗證其耐瘠薄、高產、易儲的特性后，朝廷頒布《勸墾新糧令》：

凡開墾山坡、河灘、沙地等“非良田”種植新作物者，免田賦五年。

由各府縣衙設“勸農所”，免費或低價貸發薯種、玉米種，并派農官指導種植、儲藏（如地窖存薯、玉米脫粒曬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