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奏陛下，這些妖惑眾的諸生都已經在咸陽被坑殺了！”

易華偉腦子里回想這時的禮儀，行了個長揖（左手壓住右手，手藏在袖子里，舉手加額，鞠躬九十度，然后起身，同時手隨著再次齊眉，然后手放下）

抬頭瞄了秦始皇一眼，易華偉心里不由嘆了口氣，這趙高跟易小川做的孽，還得自己幫他們擦屁股。

原本的焚書坑儒并不是坑的儒生，也不是燒的詩書，但被高要跟易小川兩個半吊子一弄，焚書坑儒這事算是給坐實了。

關于焚書其源于周青臣與淳于越的一段論爭。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為了慶賀秦王朝修筑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陽皇宮里大宴群臣。

時任仆射周青臣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

“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里，虧得陛下你神靈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接著，他又大贊郡縣制，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制為郡縣制，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周青臣的話雖然不無阿諛奉承的成份，但陳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實。不料，卻引起了一個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滿。

淳于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贊美郡縣制，貶低分封制時，奮然而起說道：

“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與周青臣并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么實質的后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李斯這樣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為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來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效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徠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才是正道。

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才有諸侯并起，都借著古代說事兒，花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歷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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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李斯要燒的是“秦紀”以外的歷史著作，并沒有建議秦始皇連儒家的《詩經》《書經》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全部都燒掉。

另外，在《史記?李斯傳》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馬遷轉引李斯的話說：

“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李斯對于那些詩書百家語，僅用了一個“去”字，并沒有肯定地要“燒”。緊接著這段話還有一句：“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注意這里是“收”而不是“燒”。

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并沒有燒，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為了“愚百姓”，而不是為了損毀。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一段記載也可以證明秦始皇并沒有燒書。這種記載是：“何(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i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意思是說，當初劉邦軍隊攻下咸陽城后，蕭何先行沒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圖書;后來，劉邦坐了天下后，從這些圖書中獲得了天下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等資料。

從這段話中中不難看出，秦始皇只不過下令收繳民間圖書，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并沒有將它們燒了，至少沒有全燒了。否則，蕭何收什么?漢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四百二十篇”。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為二，對于“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筑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而關于“坑儒”，這事緣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

秦始皇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眾。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抬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個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幾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聽說了此事，于是大起詔獄，把當時在身旁的中貴人全部處死，弄得人人自危。隨后就發生了侯生和盧生逃跑，四百多人被遷怒而喪命的事。

當時有兩個為始皇求長生藥的術士，一個姓侯，一個姓盧，因為擔心秦始皇會遷怒下來，兩個人便私下議論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因為滅了諸侯，統一了天下，就以為自古以來的圣賢誰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聽不到批評之聲，日益驕橫;官員們為了討好他，只能戰戰兢兢地說謊欺瞞。

他還頒布法律，規定方士之術不靈就要被處死。如今大家因為畏懼，誰也不敢指出始皇之過，致使天下之事無論大小皆取決于皇帝。他竟然還用秤來稱量大臣們的上疏，如果大臣們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簡)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讓休息。像這種貪權專斷的人，我們不能為他求長生不死之藥。”

于是二人腳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聽說這兩人逃亡后大怒，說：“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下令將在咸陽的方士、儒生全部抓起來審問，防止這些人多嘴多舌，“或為@以亂黔首”。這些方士、儒生為自己辯解時都試圖將罪名推到別人頭上去，彼此牽連，結果確認“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l之咸陽”

這就是發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史記》中提到這段時，用的是“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的典籍中，此時距秦始皇死后已經一百多年。

那這殺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漢以后，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儒生。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術士不等同于儒生。

術士者，方士也，是我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如秦始皇時“入海求仙”的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自能“致鬼”見李夫人的齊人少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