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界那么大，但大明不會讓你去看看的。

家里的地還等著你去種，官府的稅還等著你去交，趕緊收斂起那些不切實際的念頭，回家老老實實耕田種地才是正途。

說白了，這路引制度的背后，藏著的就是赤裸裸的“階級固化”：農民的兒子只能是農民，工匠的兒子只能是工匠，灶戶的兒子只能是灶戶，每個人都被打上了“世襲職業”的烙印，一輩子都別想跳出自己的階級。

朱重八同志就是想要將大明天下的百姓子民，死死地禁錮在那一田一地、一村一鎮的小圈子里，讓他們安安心心地耕田種地，讓他們踏踏實實地為朝廷辛勤勞作，至于天下大事、朝堂紛爭、外面的世界如何，都不用他們多想，也跟他們沒有任何關系。

他以為這樣就能換來大明的長治久安，卻忘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過度的限制只會壓抑百姓的活力，嚴苛的管控只會滋生新的矛盾。洪武后期，民間私下逃亡、躲避路引檢查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有人為了逃離戶籍束縛，不惜躲進深山老林，這恰恰證明了路引制度的僵化與不合時宜。

朱重八用自己的“小農思維”規劃著大明的未來，卻終究沒能跳出時代的局限，他的“護民”與“束民”，就像一道無解的難題，留給了后世子孫，也留給了歷史無盡的評說。

再比如，這戶籍制度。

大明立國之后，老朱并未革新舊制，反而選擇繼承元朝的“諸色戶計”戶籍制度，直接以朝廷法令為憑，將天下百姓的戶籍強行劃分為民戶、軍戶、匠戶等數十種類別，每種戶籍對應著固定的義務與職業，如同給每個人打上了終身無法磨滅的烙印。

民戶的核心職責便是務農，不僅要向國家繳納農業稅、糧食，還要按人頭服徭役，或參與修堤壩、筑城墻，或為官府輸送糧草；軍戶則承擔著世代從軍的義務，家中男丁需按規定到各地衛所報道，充當兵丁，若有逃役、避役者，全家都會被牽連治罪；匠戶更像是朝廷的“專屬勞工”，必須為宮廷、官府及官營手工業服勞役，無論是打造兵器、修繕宮殿，還是制作瓷器、織錦，都需按官府要求按時完工，不得推諉。

更嚴苛的是，這戶籍制度嚴禁更換戶別，各色戶籍皆為世襲，職業代代相傳，不容半分更改。

農戶的子弟自出生起便注定務農，即便有讀書的天賦，也需先完成務農的義務，且大概率無法脫離民戶身份；工匠的子孫只能繼承父業，一輩子與錘、鑿、爐為伴，休想轉行從商或務農；軍戶的后代更是從降生那一刻起，就被納入衛所的名冊，成年后必須扛起兵器，奔赴戰場，哪怕戰死沙場，家中其他男丁也需繼續頂替。

這也就意味著，爺爺是民戶，兒子便只能是民戶，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得困在田地里；爺爺是匠戶，后代就永遠是匠戶，一輩子重復著同樣的手藝。

若不出意外，他們這輩子，乃至后代的這輩子，都沒有變更身份、改變命運的機會。

說得直白一點，朱重八同志就是企圖用這樣一種近乎畸形的制度，將大明帝國的社會結構固定下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軌道”里生活，每個階層都維持著既定的秩序，以此來確保朝廷稅收穩定、勞役充足、軍力不缺，進而維持整個大明帝國的千秋萬代。

他利用朝廷法令，直接規定了所有子民的身份，且這種身份會世世代代延續，不允許有任何變動。

從本質上來說，這不過是“士農工商”傳統階級秩序的極端強化。

在這套制度里，唯獨讀書人享有特權——他們不受路引、戶籍的限制，既可以四處游學、拜訪名師，也能因科舉做官而脫離原本的戶籍，即便途中遇到官府盤查，只需出示“生員”、“舉人”的身份證明，便能暢通無阻。

可若是農、工、商三類人敢擅自脫離戶籍、隨意出行，等待他們的便是“杖刑”、“流放”的懲罰，所謂“打斷你的狗腿”，絕非戲，而是真實存在的律法威懾。

在所有戶籍類別中，匠戶的處境尤為艱難。